与中国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历程相适应，自1982年以来的30年间先后进行了六次政府改革。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伟业的不断推进，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凸显，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又越来越依赖于深化政府改革。可以说，“我们所有人的福利、幸福以及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和维持我们生活的行政机构的表现”[1]。因此，每一位关注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和人民幸福生活改善的公民，都应来“琢磨琢磨”中国政府改革。 客观地说，中国政府改革30年来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为了巩固已有的成就和提升政府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能力，我们首先分析中国政府改革体现的特点。 1.从改革的目标看：被动适应 当中国社会发展战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中国政府改革到底如何进行，它就不是由政府自我变迁的内在逻辑所决定，而是被经济建设的进程所左右。可以说，对经济体制的认识进展到何种程度，它就引导着中国政府改革走向哪一步。就历史事实而言，历次政府改革都有一个明显的经济体制背景：1982年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8年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年则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8年承接1993年，为“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表现为加入世贸组织，从本质上说也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2008年则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述背景的变化，展现了经济体制处于破立并存的探索过程：一方面要破除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而来，中国政府改革也必须在“破”与“立”两方面着手。 在被动适应性改革的过程中，首先就受制于中国政府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理解水平。认识理解水平的波动起伏，使得中国政府在机构的消肿与膨胀、权力的放与收之间摇摆。其次由于搞经济建设是在开放的局面中进行，它就不能不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对世界经济运行态势的认识判断，明显制约着如何推进中国政府改革。最后还取决于执政党自身对政府改革的认识程度以及公众对此的共识状况。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要进行机构改革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机构改革并不像医生给病人做手术那样简单，它涉及的利害关系既广又深。换言之，它面临的阻力并不比它的推动力小。这就使得被动适应性改革，显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与变数，注定了是一场阵痛与新生并存的改革。 2.从改革的组织看：政府主导 从上述已经看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一身二任：既要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又要着力于适应性政府改革。这两重改革的发动与组织无疑都是以政府为主导。 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是基于历史的习惯性选择。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肩负起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重任。基于一穷二白的国情，唯有建立运转高效的中央政府全面领导国家的各方面建设，才能迅速摆脱落后的困境。效仿苏联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指令性经济，也是时势使然。今天我们如果无视历史情境而对计划经济全盘否定，也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习惯成自然，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历程中，中国政府责无旁贷。 其次，政府主导表明改革是有计划开展的。在人民政府为人民这一价值理念的长期浸染下，政府改革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由此中国政府才能比较顺利地对政府改革进行布局。以1982年机构改革来说，1月13日邓小平首先发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吹响了机构改革的号角。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总理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从法理上同意进行机构改革。5月4日，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然后开始着手布置机构改革的具体事宜。 最后，政府主导还说明改革具有权威性。无论如何定位政府，由于政府执掌公共权力，对于分配与调动各种资源，相对于其他各种组织来说，它都具有无法代替的强势作用。尽管中国社会告别了全能主义的政府管制模式，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其他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等，还没有发展到与政府可以抗衡的地步。政府作为有序推动中国社会全方位建设之最重要的组织或手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政府主导，而是如何主导。 3.从改革的方式看：渐进调整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被动适应以及自我主导来说，为了防止跨越式改革造成的诸多不适和裂痕，中国政府采取了渐进调整的方式。 首先，渐进调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前面已说过，关于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以及应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中国政府的领导集体一直处于探索之中。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方式的形象表达。“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并不是说要采取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来改革，而是说改革面临的难题太多，需要痛下决心逐步攻关。 其次，渐进调整的重点在于“渐进”。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改革的进程是可控的。在政府主导下，它“有能力控制改革力度、时机、路径”[2]38。同时，还彰显了中国政府对改革的自信。如果无法控制改革进程，中国社会就无法预期改革的前景，也影响了人民对政府改革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