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着眼点 如何认识和看待当前中国的社会形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具有三个标志性的阶段性特征，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实际上就是对当前社会阶段性特征的判断，我们把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概括为三个突破。 一是人口突破了13个亿。人口问题是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无论是看待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看待城市发展，人口问题都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我国内地人口已经达到了13.4亿。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规模效应，那么，13亿的人口规模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我们认为，13亿的人口规模起码会带来五个方面的增长效应：第一，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效应。过去10年，我国人口增加了7390万，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将达到14.5亿；第二，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的效应。“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适龄劳动力是9.2亿。未来十年，这一数值还将保持平稳增长。有预测认为，到2020年，我国15至64岁适龄劳动力将达到9.4亿，占总人口的65%左右；第三，流动人口增长的效应。1990～2000年十年内中国城市化率增加了9.86个百分点，意味着城市新增人口1.3亿。从2000年到2010年，城市化率增加了13.6个百分点，意味着城市新增人口1.8亿，到2020年城市将有近4.5亿的流动人口；第四，老龄化比例持续增长的效应。“六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特别是在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老龄化比例已经突破了20%。当一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达到了12%，就标志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我们的社会特点是未富先老，再加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剧了老龄化程度的增长。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多级老人的比例增加，我国存在着“一二四”的倒金字塔结构，也就是1个孩子要抚养2个父母还要抚养4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就造成了多级的空巢老人现象；第五，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继续集聚增长的效应。现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不经过小城市，不经过中等城市，甚至不经过大城市直接向特大城市集聚。 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举个例子，2011年10月，世界上第70亿人口降生。世界人口从10亿到20亿用了122年，但是从第60亿到第70亿仅用了12年时间。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带来了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治安的压力。 二是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人均GDP是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志。联合国根据人均GDP水平把国家划分为若干标准。1000美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国家，1000美元到4000美元属于中低收入国家，4000美元以上是中高收入国家，到了10000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到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战略转型阶段，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期，更是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的巨变期。 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的社会问题处理不好，我们就会从一个黄金发展期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有五个标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社会现象，和我们这个阶段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三是城市化率突破50%。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了50%，达到51.27%。回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4%，我们用了31年时间达到了20%，用了15年时间达到了30%，用了7年时间达到40%，又用了8年时间突破50%。按照现在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到2020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按照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市化率达到40%到60%的时候，标志着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期，城市进入了成长关键期，城市病进入了多发期和爆发期。 “十二五”期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性因素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人口无序集聚，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能源资源紧张，大大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掠夺性开发、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安全形势严峻，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非传统危机、人为制造的危机及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正成为城市安全稳定的主要威胁。这六大“城市病”将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有效预防潜在风险，成为未来城市的当务之急。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深层原因及其风险防范 应当看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一旦爆发，很可能导致非常态扩散和放大，尤其是以下五种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一是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超过0.5，逼近社会容忍线；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并有激化的趋势，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乃当前之首；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四是仇富、仇官、仇权的社会心态问题日渐突出，极易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放大为社会危机；五是非传统安全危机正成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危机频发期。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发生的态势，突发性事件和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聚集效应和放大效应明显。加之我国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欠账多，预警机制不够健全甚至有很多领域出现空白，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一点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