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政治纪录片的概念也随着对“政治”概念的不同理解而显出不同的差异。根据詹姆斯.迈克恩特(James McEnteer)的观点，政治纪录片是指反映某些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影片①。这类影片以政治问题为中心，着重表现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行为以及个人与这些事件、思想和行为的关系。托马斯W.本森(Thomas W.Benson)也认为政治纪录片不仅是关于政治问题的影片，而且还包括特定的政治家、政治党派以及政治过程②。而著名的女性主义纪录片导演黛布拉·齐默曼(Debra Zimmerman)则认为“它(政治纪录片)仅仅界定为评论政治或者描述政治家的电影，如影片《亨利·基辛格的审判》(The Trials of Henry Kissinger，2002)、《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2003)。尽管我认为这两部影片非常的出色，尤其是《战争迷雾》，但正如女性主义者的一句老格言：个人的即政治的③。尽管这个界定不无道理，但是作为纪录电影的类型研究会显得过于宽泛。因此，本文政治纪录片概念的运用遵从詹姆斯·迈克恩特的界定，即反映某些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纪录片。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纪录片兴盛的语境 当今美国的政治纪录片几乎处理着所有的社会政治问题：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执政政府、恐怖主义、石油、宗教、种族、民权，等等。政治纪录片在美国充当着政治上招募新手、动员、抗议或地方委派的工具，鼓动和提高观众的觉悟意识，对权力精英们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发出辩论的声音。纪录片批评家保罗·亚瑟(Paul Arthur)认为美国政治纪录片“尽管背着散乱的复杂性和顽固的第一人称叙述这个无可非议的坏名声，但这类纪录片在过去十年中还是茁壮成长起来。而它的兴起是在1968年对组合化视觉奇观的抵抗思潮之后，重申无伪装的主观性是历史进程中合法的仲裁者。”④政治纪录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繁荣兴盛主要基于四个因素：技术、政治、好莱坞和电视。 20世纪60年代，技术的进步和更加便携的设备使得影片拍摄更可得和更方便，扩大了政治纪录片更加近距离和更有力的拍摄能力，电视和电影的介质影像超越了影像本身而赋予了一定的意义。这些影像的表达主要反映在刺杀肯尼迪、反越战、美国城市骚乱等重大政治事件。到90年代，随着价格低廉的新型轻便数字摄像机和简易操作的非线性编辑软件广泛地进入市场，独立制作和放映纪录片变得更容易。纪录片人仅凭一部数码摄像机和一台家用电脑就能够实践一部影片的制作。因此，以DV武装起来的纪录片人随时准备对政治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政治纪录片拍摄的话语权几乎人人拥有。这完全改变了此前由于设备的昂贵和摄制技术的专业化程度高而导致只有专门电影制作机构和电视台是政治纪录片的唯一拍摄主体。新的技术发展促使了美国独立纪录片的崛起，使得政治纪录片的拍摄主体多元化和民主化。甚至一些电影制作者直接把低廉的便携式摄像机分发给拍摄对象，让他们自己拍摄处于事件中他们自身的反应和状态。这种拍摄手法无疑为影片提供了关于政治事件和形势的多重视点，表达了不同秩序的现实。如Big Noise电影公司和西雅图独立媒介中心(SIMC)用这种方法拍摄了影片《民主的面貌》(The Face of Democracy)。影片《伊拉克的声音》(Voices of Iraq，2004)也是把摄像机发给一百多个普通市民拍摄的，这种方式传达了一个更准确、更综合的伊拉克图景。此举除了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外，它至少从老套的叙述模式和政治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 美国波士顿独立剧院的项目主任克林顿·麦克朗(Clinton McClung)说：“不可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狂暴的政治时代，也许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分化的时期。置身于这样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电影人、作家、新闻工作者及激进主义分子，他们致力于将更广泛的公众意识带到政治问题中，他们感到这些问题被主流媒介所忽略。过去，做这些事的方法会受到较大的限制。”⑤的确，从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日渐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以及一种对于社会总方向比较敏感的阶层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剧。而对于数百万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两极分化和形势不断恶化社会的民众来说，不满情绪在日益积累。这种不满在社会表层下骚动，现在它常常以猛烈的、反社会的举动沸腾上来。如迈克·摩尔(Michael Moor)说，“我们生活在虚伪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虚伪的选举选出虚伪的总统；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为了一个虚伪的借口就让这个人派遣我们去进行战争……”⑥这个狂暴的政治时代刺激了美国政治纪录片极大地增殖和繁荣。 以娱乐大众和抚慰大众普遍失落的情感而赢得巨大票房为旨归的好莱坞电影，虽然从20世纪30、40年代以来，有些影片以一种变形的方式表达出了美国人的生活。但当今的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却大都反映了深藏于高墙之内享有特权的中上层阶级的利益和梦想。美国现实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在美国电影中只有微弱的反映。当代的剧情片大多数都在欺骗生活，抑或反应生活中的琐事、厌世和不忠。表现对生活真实情感的剧情片几乎是不存在的，包括大部分所谓的“独立”电影。 从越战以来，美国公众普遍对电视新闻和相应内容的主题节目感到失望：我们媒介体系的变质和新闻的堕落促使许多人寻求更多样化的观点和深度的描述⑦。在美国，没有任何电视频道不受国际联合大公司所掌控，在这里你不可能发现独立和没有偏见的新闻。于是，“我们像是生活在两个信息世界里：基于事实的和‘基于忠诚的’的。电视已经吞并了新闻呈现的权利，它关注的范围短浅，很少重视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和相关背景。”⑧HBO纪录片项目部的领导希拉·耐文斯(Sheila Nevins)说，“真相就是纪录片并不是HBO的面包和黄油，它更像是正餐前后的甜点和开胃品……也就是说它不是主菜。”⑨迈克尔·里诺伍(Michael Renov)说：“至少在美国，电视和纪录片已证明在历史上是不可调和的。”⑩电影导演汤姆·安徒生(Thom Andersen)认为：这场战争(伊拉克战争)给我们整个的生活蒙上一层阴影，驱使我们努力去理解它的意义。新闻报纸给不了一点帮助，电视则完全无用。现在，为这场战争做的所有辩护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显然，我们的皇帝没有穿衣服，据新闻报道说他受到裁缝的挑战。当抖搂出肖恩·培恩(Sean Penn)对伊拉克(两天后在巴格达)了解的比中央情报局更多时，很多谦虚的纪录片制作者可能比多数慷慨的私营新闻频道有更多的话要说。(11)置身于这样的时代，必然地会有些敏感的电影人及激进主义分子致力于政治纪录片的创作。罗伯特·格林沃(Robert Greenwald)说：“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将长期在人民的生活中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我想还会有人持续关注这些日益凸显的问题。”(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