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批评是电影文化研究者标明其文化政治立场的主要标志。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但自从电影诞生以来它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电影的本质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同样，电影艺术应该放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总体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即是说，电影作为一个资本化和工业化的娱乐业分支也必然会反映某些社会集团的价值系统，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电影产品必然要表现和促成某种信仰和价值观念，而所有这些都与它们被生产、发行和接受的语境相关。电影之所以能为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正是因为它再现了科技、资本、意义和娱乐活动的交叉关系。意识形态批评是把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即作为个体赖以体验并了解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的再现系统来加以考察的，其批评的目的就是阐释电影的叙事、主题和视听语言等复合策略是如何支持并维护意识形态生产功能以及应如何理解意识形态作用于不同的电影文本实践。 在20世纪，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各类政治家、理论家所接受，并且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阐释。列宁和卢卡契首先在192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中性化的表述，去除这一概念从法国19世纪以来所具有的虚假意识的含义，并使之成为受一定社会制度、具体政治环境制约的观念意识概念，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中性化表述成为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①如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等著作中，用异化与对异化的审美超越的理论模式，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作了富于总体性精神的理论阐释，启发和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等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剖析资产阶级审美意识形态现象的虚幻性，并进一步揭露这种审美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 在中国，用意识形态的方法阐释文化问题也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建设从一开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更重视意识形态的建构，始终强调一定的意识形态对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发挥的积极作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入研究和剖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大众文化的同时，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立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实，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目的，也开始了关于大众文化的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着重探讨了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其基本向度是研究意识形态(包括文化)的特殊性质及其能动性质等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意识形态应该成为武装人民大众的精神武器，而且精神的力量能够转化为变革中国社会现实的物质实践力量。所以，分析和研究处在社会底层和社会矛盾的焦点上的劳苦大众的情感体验和精神需求，特别是深入研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民大众的文化需要及其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表达机制，已经成为并将仍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以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能够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文化发展路径。延安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同时也引发了当时蔚为壮观的文艺实践运动，产生了一批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经典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历史作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到目前为止，还远没有完成它的理论概括和学理论证的任务。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为“极左”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巨大理论和实践价值都被遮蔽了。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力量，在于其不断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已经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以及自身发展中的各种缺陷，成功促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的胜利。同时，也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根据我国新的社会实践需要而与时俱进，不断对之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因为各种意识形态在确立自身的价值系统之后，为了使“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事实，首先要进行舆论方面的自我宣传，为自身价值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辩护，并通过积极的宣传，动员广大的社会成员践行这种价值观。其次，也要通过理论话语或是感性的形象呈现，批判和抵制对立的社会价值观，描绘自己所肯定的理想社会图景。直至借助国家体制的力量，建立相应的权力组织或管理机构，进一步规范全社会成员实践其意识形态原则。 电影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分析的一个至关重要而且成果累累的领域。列宁早先意识到电影所具有的宣传力量：“当群众掌握了电影时，并且当它掌握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手中时，它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②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列宁对电影艺术所起到的革命宣传作用极为重视，这对于苏联电影工作者的艺术探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爱森斯坦所言“我和革命的联系成为血肉相关的、最内在的信念”。③爱森斯坦认为他的电影美学大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之上的，他甚至想把《资本论》也拍成电影。爱森斯坦强调电影艺术家应该赋予现实以一定的立场、观点、选择取舍以及意识形态。伟大的史诗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就是要鼓舞苏联观众去建设新的社会。爱森斯坦说：“在电影辩证法语言的基础上，理性电影将不是故事的电影，不是轶闻的电影。理性电影将是概念的电影。它将是整个思想体系和概念体系的直接表现。”④巴拉兹在《电影的精神——意识形态断想》一文中说：“苏联电影的奇迹般的发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没有具备必需的技术手段，没有任何经验，苏联人却超过了欧洲和美国的电影，这种情况不能仅仅归功于苏联导演的超级天才。原因在于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与电影的精神在这里是不矛盾的。摄影机的倾向就是它们两者的倾向。为了进行政治宣传，它们可以灵活地运用电影艺术的一切表现方式。”⑤巴拉兹试图描述的“电影的精神”是进步的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电影将成为人民大众的艺术，甚至成为世界人民的艺术，电影完全可以拥有与人民艺术的精神相符合的表现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