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3-001-09 当前“中国电影研究”在理论架构方面究竟处于何种现状？该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理论”(theory)的概念很模糊。“理论”习惯性地被等同于“西方理论”，包括符号学、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有与性别、种族、阶级相关的诸多理论。①过去30年的中国电影研究以西方理论为圭臬，因此落入窘境。一方面，海外学者在分析当代中国电影时，极少采用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②另一方面，国内基于中国艺术观的电影研究则相反，走向文化民族主义的极端，典型的例子是刻意强调中国电影的“中国性”，视之为民族文化内蕴的本质特征。③ 而在刻意突显民族性的研究视域中，中国电影不过是民族构建的手段而已，最终为文化保护和文化承传服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多电影在国内备受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青睐，在西方学界却不入法眼，其道理很简单，评价的理论与标准是西方的。④与此相反的努力同样费力不讨好，国内一些电影制作者鉴于国际电影市场的巨大压力，试图在电影中展现某些定型的“文化标识”，用来满足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式的期待和凝视，这样做招致更多非议，被斥之为迎合西方观众，兜售民族苦难等等。⑤ 对中国电影研究中既有的理论架构予以反思之前，我们首先必须重新厘定“理论”的概念。这里的“理论”不仅仅是西方理论的代名词，而是涵括所有能帮助研究者针对各类电影和电影现象进行思考和表述的范式。“国族范式”(national cinema paradigm)在中国电影研究中影响深远，它想象中国电影中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品质，热衷与其他国族电影进行比较，以彰显这种独有特质。然而，历史上中国电影内部充满了异质性和多元性，说它只具有几种共同特质纯属想象。所以本文的反思首在破除这一神话，⑥然后在分辨“国家”和“民族”这些标签之后，提倡超越某种简单的“跨国主义”的思维模式。 “跨国”(transnational)的正常规模应该在“国家之上，全球之下”，但所谓“跨国华语电影”的概念则强调“跨越国家、地缘政治和语言的界限”。⑦华语电影关涉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华裔聚居地，仅仅使用民族/国家的考察维度有很大局限。据此，本文提出“跨地性”的概念，用横向的“跨地”(translocality)取代纵向的“跨国”的思维框架。毕竟，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和接受都发生在某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地点”，而不是在抽象的“国家”层面，尤其是在当前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更是如此！ “跨地性”的概念契合阿尔法·德里克(Arif Dirlik)“立足地点的想象”(place-based imagination)的观点，它认为“全球化/地方化”(glocal)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表现为资本、观念、形象、风格和科技等在多地之间的流动。⑧如下文所述，这种流动不是单向的，因为“跨地”意味着不同地点的诸多模式之间进行多向度的博弈。以此观之，中国电影研究中用西方理论去套用中国电影，进行单向解读的做法理论上是不合适的。⑨总之，电影的生产和流通是多地的(polylocal)实践，中国电影研究在关注电影的跨地实践的同时，还需要把这种“跨地性”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延伸到学术研究中去。 “去中国性”的困境 从如何对待“理论”来看，电影研究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立场。第一种不妨称之为“唯理论”(protheory)立场，即认可一种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西方理论霸权，周蕾(Rey Chow)的研究典型反映了这一立场。作为华裔学者，她本身是西方学术界的“他者”，但她努力借助西方理论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第二种是以戴维·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和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为代表的“后理论”(post-theory)立场，他们反对“理论”高低的等级秩序和“理论在先”的研究态度，强调从经验出发。 周蕾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理论的时代”(或确切地说是“西方理论的时代”)，[1]问题是，她本人的身份及研究对象却是非西方的。如何解决这一困境？请听其坦言：“西方理论赫然存在，非我掌控之内，但为了言说，我必须面对它！”[2]究竟如何面对？周蕾的策略是“执意”(perversely)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中国的叙事，挑战该领域的学术传统。”[2](Xii)她看来，这种学术传统源自专家把持的“汉学研究”(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尽管这两个学术领域都是西方学者开创的，但之所以遭致周的批评，是因为它们“生产出一个完全丧失了想象、欲望和矛盾情感的非西方。”[2](Xii-Xii)从所谓“经验事实”的“非西方”与“充满想象力”的“西方”这个二元对立出发，周蕾继续构建了几组其它的对立概念，如“东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批评”。她认为，“东方”和“文化研究”具有特殊性，根植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中并为其所累；而“西方”和“理论批评”具有普世性，是超然的，富于想象力和洞察力。毋庸置疑，她选择了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