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2；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4-0095-05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承担着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表述的使命，在中国当代电影创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期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叙事套路和修辞策略，在配合社会主义新中国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那些年代也确实成为社会上最有影响、最富感染力的革命话语，与我们党的政治纲领一道，构成一整套社会象征系统，引导和调整着人们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日常行为，在精神层面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新的社会语境，创作者们为了改变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只叫好，不卖座”甚至“既不叫好，也不卖座”的状况，在叙事模式、视听语言等方面不断寻求突破，同时也逐步引入商业化的创作和营销模式。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大批电影作品，如《邓小平1928》、《云水谣》、《集结号》、《风声》、《建国大业》、《十月围城》、《湘江北去》、《秋之白华》等，使得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以《建国大业》等影片为代表，创作者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娴熟运用各种商业模式，成就了一个“革命与娱乐兼顾、艺术和市场兼得”的电影奇迹。 那么，近些年来的《建国大业》等作品的市场化“试水”，是否意味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已经毫无损失地完成了商业化的转型？原本将正面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于一体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商业化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付出了内涵转变的代价？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成功之作”的考察，深入分析当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是如何面对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表达与消费文化及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吸收新的元素、采用有效的修辞和表达策略，在艺术、市场和政治之间达成平衡和成功的契合。 一、多元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的新表达 1978年12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我国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种战略性的转移，直接成为意识形态新旧表达方式的分水岭。此后，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国内商业经济的发展，主导意识形态的内涵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不断调整并逐渐清晰。 改革开放后，我国意识形态最初的内容表述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剔除了阶级斗争，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进入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进入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一种尊重个人欲望、强调物质享受的世俗文化在整个社会兴起。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吸纳了这一社会心理，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性质界定为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江泽民也将我们的党定位为“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党。这种调整，一方面维护和延续了原来意识形态表达中强调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的神圣，另一方面则突出了将发展和建设富强、民主、团结的国家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这一调整有助于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由传统意识形态所强调的阶级先进性转移到保持国家安定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 意识形态新的表达最为成功的继承和改造，体现在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凸显共同的民族意识和追求，并将之与当下时代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对接。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就表现为阶级的、党派的叙事立场向民族的、历史的叙事立场转移。80年代拍摄的《廖仲恺》、《秋瑾》、《血战台儿庄》、《喋血黑谷》、《孙中山》等影片，都是以国民党阵营的人物和故事为主要叙述对象。在《秋瑾》、《孙中山》中，主人公以民族革命的先驱者身份出现，而他们的革命资格是民族复兴大业赋予，同时，他们的英勇壮举感召和引领了更多的革命志士，其中包括后来的共产主义者。《血战台儿庄》结尾，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影片用长达四分钟的镜头表现了“血肉长城”的意境，历史的鸿沟被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所填补。 长征是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表现频率颇高的一个题材。新时期以来，比较重要的长征题材电影有《大渡河》(1980)、《四渡赤水》(1983)、《中国革命之歌》(1985)、《草地》(1986)、《不沉的地平线》(1987)、《马蹄声碎》(1987)、《金沙水拍》(1995)、《长征》(1996)、《彝海结盟》(1998)、《心动岁月》(2003)、《我的长征》(2006)、《扎喜的长征》(2006)、《革命到底》(2007)等等。这些影片叙述长征途中的故事，从各个不同角度塑造各种人物形象，上至革命领袖、下至普通士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以传奇性情节来构筑长征叙事的《金沙水拍》，还是试图真实还原历史的史诗性作品《长征》；无论是表现革命领袖的《大渡河》、《四渡赤水》，还是以个人视角切入展现长征的《我的长征》，电影都在表现长征的艰苦卓绝和人的顽强意志上浓墨重彩，有的影片也会对敌对阵营的较量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所描写，但总体上，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长征电影的叙事意义越来越明显地聚焦在“民族精神”这个层面上。观众从影片中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两个阵营的斗争故事，而是关于先辈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如何历尽艰险和磨难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在深深的震撼中，观众体会到的是一种超然的“民族精神”。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影片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展现。正如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幸存者的史诗》一书中所说的：“长征已经在各大城市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1]13这样一种叙事意义的迁移有着明显的现实指向：一方面，以个体化的展现还原了革命历史但避免了重复的宏大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则为生活在当下的、被物质和享乐所包围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理解革命历史的切入点。“长征精神”也由此从革命历史的框架中成功突围，成为一种“民族精神”，超越了党性而成为全民甚至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