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带动理论与批评的发展，理论批评反过来影响创作”这一老生常谈为人们所熟悉。然而考察中国电视剧理论批评的发展流变，会发现创作与评论的关系可能更加直接，当下围绕热门电视剧的评论随处可见，一剧一议成为批评话语的常态形式。此时，“理论是对创作的反映”这一判断似乎是站得住脚的。然而，理论与创作之间乃至理论史与创作史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就没那么简单了，理论发展滞后于创作为人们所熟悉，但这种滞后性也并不是简单的亦步亦趋或慢半拍的相互对应关系。① 从根本上看，任何门类艺术的理论与批评的出现和发展最终可能都要归结于该门类艺术创作的推动。但在理论批评发展流变的具体语境中，创作并不是影响理论批评发展和走向的唯一要素。文化语境、文艺政策与批评氛围、学科自身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内部发展及相互影响乃至全球化的理论潮流都构成了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的重要动因。 一、文化语境、文艺政策与批评氛围 文化语境与批评氛围：电视剧理论批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流变中直接受到特定阶段文化语境与文艺政策的影响。新时期之初的“八十年代气息”最为浓郁，受改革开放大时代潮流的影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此时的文艺政策比较宽松，文艺批评十分活跃。在理论批评文字中，尽管对“文革”的反思还无法做到彻底且深入，但对历史文化和时代社会的反思意识是十分鲜明的。如果说电视剧创作因其形象化表达总是比较婉曲感性，那么理论批评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感受和阐释，其历史反思则更加直接和理性。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文艺政策明显收缩，这一变化自然会以各种形式沉积在理论批评文字之中，成为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 19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蔚然成风，理论家批评家不断分化，“思想家退隐、专家学者突显”，理论批评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路径取代了理论批评一度担当的反思与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它虽促使理论批评逐渐走向成熟和学科化，但也部分丧失了那种单纯热情的“八十年代气息”，批评锐气大不如前。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电视剧产业化发展趋向成熟，规模经营直接影响着创作制作的类型化趋向，在类型化基础上，进而产生了一批高水准的精品电视剧，这一情形为电视剧理论批评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叙事学研究、类型研究、传播—产业研究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同时，市场竞争的负面性也日渐显现，体现在理论批评层面，虽然突破了过去仅仅囿限于艺术思维的狭窄和简单，在方法论上进一步走向跨学科视野，逐渐加强对电视剧产业—传播特性的研究。但是，过于注重电视剧的产业特性可能会忽略电视剧的艺术性和人文精神。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日益强大的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力量的作用，使理论批评原本自然带有的精英反思意识大打折扣，人文情怀部分流失，而代之以更加实际、实用的研究理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趋势其实正是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的力量更为强大，精英文化在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围中不断萎缩的显现。 文艺政策等对理论批评面貌的影响：领导讲话与文艺政策对理论批评的面貌和格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讲话中体现其精神实质的往往有一些高度概括的时政性术语，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色，这些时政色彩更为鲜明的术语随后会高频率地出现在主流报刊的权威文艺批评中，这一特色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的所谓的“写社会主义新人”“写十三年”，“文革”时期的“斗资批修”“高大全”等都是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的集中反映。1980年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个代表”“三性统一”“三贴近”“科学发展观”“走转改”等亦属此类。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中国国情特色，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规定着中国特定时期文艺创作的大政方针，为文艺理论与批评提供着关键词和基本原则。它们可以通过政策导向、管理办法、学术总结等多种形式加以表现，会议的领导讲话、主流报纸的权威评论文章、管理政策与办法等都构成了其具体形式。林林总总的电视剧研讨会常常出现文艺主管领导的身影，会议的总结发言往往出自他们，这也是对一个时期电视剧创作与批评的总体精神的传达。这些讲话和发言看似面面俱到，但实际上往往有所侧重。 领导讲话有时是对一个时期文艺政策的总体把握，有时则体现为比较具体的理论批评立场和观点。比如对名著改编创作经验的总结，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荧屏上的“红色经典”亮了红牌，在《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目前在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②此后，中国文联为此召开了“经典作品改编创作研讨会”，中国文联机关党总书记杨志今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在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中，应该尊重原著，这就是要完整忠实地再现原著的情节和意境，当然，完整再现不等于要求达到‘习字描红’的程度，但是，整个创作基调和主要人物的塑造要在改编原著应该遵守的创作‘法度’之中，这才能体现原著的文学创作成就，因为重视对经过艺术实践证明了的文学名著改编，是提高影视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毕竟改编不是创作，不应该强塞给许多不属于原著的内容，更不能打着‘用今天的视角重新解读’的旗号，颠覆原著深刻的精神意蕴”。③这一基调最终渗透在与会代表对“忠实于原著”问题上的具体阐释，同时也是对改编创作经验的理论提升和深化细化。 研讨会机制：除了领导讲话等政策层面的推动，广电总局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文联下属的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行政单位或民间团体主持召开的热播电视剧研讨会也是及时发出电视剧批评声音的一个重要平台，并具体地造就了一个个电视剧理论批评的语境和气氛。从研讨会机制存在的问题来看，一是官方色彩太浓，缺乏民间立场，这造成理论批评缺乏独立的思考和声音，难以突显自身的学术立场；二是受商业资本的力量左右太过明显，如由影视机构为宣传目的所召开的各种“捧场式”研讨会层出不穷，这也必然影响着理论批评的独立精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一直存在过度受制于政治影响的问题。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力量日益崛起，当下电视剧理论与批评又存在着过度依附资本的症结，这同样阻碍着学术的独立自由的思考。这一状况的改变，在制度层面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推进；在实践操作层面可能需要借鉴国外非政府组织、非营利基金会的机制与理念⑤，以获得理论批评长足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及可持续发展的财力物力。中国视协于2010年初一度组织和启动了“中国视协艺术基金”，并积极开展“第三方”(既非创作方也非政府部门——作者注)主持的电视剧研讨会，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由于视协本身并非纯粹的民间团体，而难以保持其完全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如何建设和促进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公共性和民间性，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