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民党政权1949年迁台时把部分电影工业机构、人员和设备带到台湾以来，台湾地区电影工业成形已有六十余载。其间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繁荣，八十年代新电影运动的兴起，并出现如李行、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等一批著名导演，其艺术和美学成就早已为世界所承认，并在内地找到无数知音。然而，除了其艺术成就、导演和明星之外，我们对台湾地区电影所建构和传达的国族想象和身份，也始终怀有一份浓厚的兴趣。古人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群”，电影这一大众文化载体可以说是凝聚了台湾人的共同价值和情感。作为“观”，人们也可以通过电影这一载体，透视台湾人的国族想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发现：六十年的台湾地区电影不但在工业和美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所传达的国族想象和认同也发生了深刻的蜕变，并鲜明地折射出社会、政治和历史所施加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的压力。本文试图沿着这一思路，对台湾地区电影的国族想象作一个考察。 一、方法论 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把台湾地区电影作为折射台湾地区社会关于国族想象历史的一面镜子。为让镜子里的图像能对整体情况有所反映，我所选择的作为“可以群”的案例，都是代表“大群”而不是“小群”的影片，即选择每一个时期主流和有影响的电影进行案例分析；边缘和非主流的电影不是主要考虑对象，影片的美学成就不是主要的考量标准和分析角度。其次，我在分析中特别注重台湾地区电影在传达国族想象时对“主体”的建构，即它在建构中使用了哪些手法来设定主体(作者、观众)进行国族想象的“位置”、“视野”、“图景”等因素。这里涉及一些西方电影理论和方法，如银幕理论中的主体—位置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中电影对主体性的建构和“讯唤”(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鲍德里亚对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论述)以及西方电影理论中关于好莱坞现实主义透明叙事、缝合系统的论述①。再次，我对国族想象的分析主要落实到以下几个叙事概念上：(一)空间：国族想象必定包含一个地域空间，包括自然和物理空间、社会和文化空间；(二)时间：既包括自然和物理时间，也包括社会和历史时间；(三)人物：主要指可以(被观众或供观众)认同的主人公(观众将被“引导”从他/她的视野看世界)；(四)事件：故事(广义地指电影中展示的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图景)以及影片(作者)对这些因素的价值和情感取向。最后，这些国族想象中的诸因素都是通过一定的修辞手段实现的(即“缝合”到观众的主体意识中)。因此，我的分析还将涉及一些电影表达手法，如视觉的(构图、光影、角度、剪辑)，听觉的(对话语言、画外音、音响、音乐)以及叙事的策略(第一人称叙事、全知叙事、过去时或闪回叙事、现在时叙事，或各种策略混杂交错等)。 二、“大中国情结”时期 众所周知，自1949年蒋介石政府迁台以来，台湾社会经历了威权时代(五六十年代)、外交挫折(七十年代)、政治解禁(八十年代)、民主选举(九十年代)，以及近来的族群纷争等发展阶段；其领导人也经历了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更替；经济上亦经历了恢复、建设、发展、起飞、繁荣、停滞等轮回。这些政经和社会变化都和台湾地区电影中的国族想象密切相关，是台湾地区电影国族想象形成、发展、变化的基本背景。台湾地区电影国族想象的第一个时期可以称为“大中国情结”时期。 这一时期大的历史背景是：蒋介石撤退台湾，据守海岛。此时，蒋介石政府仍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把共产党称为“共匪”，把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地区称为“匪区”，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统一中国”。台湾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签署“马关条约”以来，沦为日本殖民地整整五十年，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台湾归还中国。蒋介石政府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在推行“中国化”政策的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势力。在这段时间内，共有四十五万日本人被遣送回国，七万外省人到台湾。蒋介石政府以清除殖民影响为名，对本地势力实行了排挤和打压。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即是蒋介石政府对日据时期形成的台湾本地精英的镇压和打击。随着1949年国民党从内地撤退，又有约二百万国民党官兵和外省民众来到台湾，由此彻底改变了台湾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版图。在经济方面，五十年代台湾社会主要是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在六七十年代进入繁荣起飞阶段。 国民党迁台以后，台湾建立了本地的电影工业。1949年，台湾生产了第一部影片《阿里山风云》。这是一部反映台湾高山族抗日的剧情片，该片于1949年5月由上海国泰电影公司导演张英与编剧张彻带人去台湾取景拍摄，不料完工时适逢国共在上海开战，后来国民党政府全面撤离内地来到台湾，摄制组也因此留在台湾。6月，影片由光复后台湾第一家民营制片机构万象影业公司接手。年底，影片完成并在台湾地区首映，成为台湾地区影史上第一部剧情片。 整个五十年代，台湾电影的产量并不高，且政治宣教片占有相当分量。1951年，台湾电影检查处拟定《战乱时期处理国产影片办法》，在电影业全面实施反共政策。同时，国民党推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反共不反华”的政策。这一时期生产的反共片有《恶梦初醒》(1950)、《夜尽天明》(1956)、《罂粟花》(1954)、《一万四千个证人》(1960)等。这些在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的口号下制作的一系列影片，通常以“匪区”来指称内地，并认定这是“中华民国”尚未收复的失地，与台湾地区两者共同构成“中华民国”的完整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