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TV节目《原汁原味》(Unfiltered)提供的一台便携式摄像机，一个意志坚强的年轻女人记录了一场由她本人发起的抗议大学校园内性骚扰的学生运动；在公共电视台，一个脑损伤的男子描述了自身致残后与他的家人、朋友、官僚主义者及老板相处的体验；在《夜晚》栏目一个富有经验的录像制片人的帮助下，一位新闻记者回忆了他在美国禁运地海地的一个小乡村大约一个星期的生活经历。 随着便携式摄像机进入市场大潮中，近年来，第一人称视频讲述的故事愈演愈烈，作为一个类型，它从开始到形成大概介于随笔、大众报告文学和耳熟能详的故事之间①。它的标志不仅是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声音，而且还体现在以第一人称带领观众进入故事讲述者所经历的世界中。从通常的使用效果来看，第一人称视频叙事很少引起争端。的确，它的特征是不直接引出一个论点，而是结合现实中他或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含蓄地要求观众认同讲述者所说的事实。 第一人称视频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是所讲的故事富有戏剧性，它兼容了新闻/公共事务与文化/艺术/小说的一些特征，形成一种迷你风格，既是对后现代社会中社会特定领域的表现同时又是对社会特定领域挑战的回应。 近年产生的第一人称纪录片源于多种形式和风格，包括忏悔视频，第一人称日记或沉思录像等，并且还从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悠长历史中汲取营养。它是艺术家与其他被剥夺了发言权的公民精诚合作，以纪录片的表达形式和激进主义的策略进行的创作。最早是把第一人称风格的新闻以便携式或小磁盘格式将视频附加在已经被大众所接受的(并且通常是左翼或社会激进主义分子)第一人称报告与分析的印刷品中。 第一人称作品往往成为广阔的社会运动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它模糊了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第一人称纪录片与众所周知的商业广播电视出现在相同的媒介时代，它始于小报新闻秀的兴起和广为人们接受的谈话秀的发展，当人们致力于在网络上发布私人日记以及主流报刊杂志将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置于显微镜之下时，第一人称纪录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私人随笔纪录片在美国独立电影中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创作形式，成为纪录片的一种主要风格，它也受到了当今最权威的独立电影节——圣丹斯国际电影节的极大关注②。1995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专门成立第一人称纪录片讨论小组，并展映了一系列该类型影片来强调和分析这类流行纪录片。《姓》(1997)的摄制者麦基·奥尔斯顿是美国南方种植园家族的后代，他在调查了其他姓氏为奥尔斯顿的黑人奴隶后代之后创作了该片，并于1997年圣丹斯电影节获奖。 很快，第一人称纪录片创作在许多领域引人注目，一度曾被认为是左翼观点的活跃阵地。公共电视台栏目《观点》(P.O.V.)，由左翼电影倡导者马克·韦斯为放映那些散兵游勇的电影人的作品而创建，在过去的10年间，《观点》栏目已经成为一个私人随笔纪录片展映的大橱窗。1997年该栏目放映了两部著名的回忆录影片：一部是艾伦·柏利纳的《无人的交易》(Nobody's Business,1996)，这是他家庭三部曲的第三部，该片聚焦在令他难以驾驭的父亲身上：另一部是朱迪思·赫尔方的《一个健康的小女孩》(A Healthy Baby Girl,1997)，叙述DES③这种药对她自己以及她家庭生活的影响——该药引发了癌症，她和她的家庭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观点》栏目相当自豪地以“发现美国说故事者”的口号来标榜它的身份。经过韦斯这样的电影摄制者10年的斗争，1993年的时候，在旧金山独立电视台，私人或日记类节目已经擢升为最大的单一类别，占播放总量的六分之一，这种发展趋势促使以主观视角摄制的影片成为旧金山独立电视台获奖作品的主要类型。④在“妇女创作电影”⑤(Women Make Movies)这个由女性主义独立电影和录像发行商(也是《一个健康的小女孩》的合资者及发行商之一)编写的作品目录中，私人随笔纪录片占据了主导地位，包括最近发行的一些影片，如同性恋电影制作者苏·弗里德里克对同性恋少女时代温馨的怀旧之作《藏猫猫》(Hide and Seek,1996)，还有鲁斯·奥兹克·劳恩斯伯里分析他祖母生活的伪纪录片《骨肉分离》(Halving the Bones,1996)，这些都可算做此类影片。 私人电影和录像的创作已经确立了一些经典名片和制片人。《观点》栏目播映了非洲裔电影制作者马龙·里格斯关于同性恋的诗意电影《舌头不打结》(Tongues Untied,1989)，这部影片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引起了公众的注意。⑥罗斯·麦克尔威《模糊的时间》(Time Indefinite,1993)可谓一部登峰造极的私人日记体纪录片，影片充满了对自我的寻求和发现，对于那些寻求电影实验的坚定而热情的电影人来说，《模糊的时间》堪称其顶礼膜拜的对象。 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是中产阶级自由职业电影创作者，他们常常因为遭受疾病的折磨(如艾滋病、老年痴呆症、脑损伤、精神病等)或自身的家庭危机而采用这种创作方法。第一人称电影作为一种从各种事件中寻求意义的方式，在命运发生意外时会引发对社会身份认同的探求。于是，摄影机不仅是一个纪录者，而且是对现实进行构建时的一个助手。在《谢尔曼的长征》(Sherman's March,1991)中，麦艾威说(但他又声明那只是半开玩笑)，“似乎我在拍摄我自己为了电影而存在的一种生活”⑦。在《无人的交易》中利用摄影机来重新解释家庭历史，而摄影机则赋予创作者扮演一个柏林市民的社会角色。“我父亲越是拐弯抹角地表达他自己是正常的，就越促动我去证明他是错误的。力图为他的生活赋予新的意义，即便不是为了我父亲，至少也是为了我自己。”⑧在《一个健康的小女孩》影片中，赫尔方将摄影机视为一个助手，使她的故事成为更普遍的故事。正如她在这部影片中所说，“作为一个家庭，我们认识到摄影机是我们的朋友。摄影机是道德良心，是警钟，是历史的见证者，因此我们不是孤独的，这不仅仅是我们单方的问题……我的癌症是一个被预计的危险交易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