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2)16-0027-07 扶贫开发既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综合的社会课题，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影响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今后仍然任重而道远。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向贫困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坚战”。《纲要》依据我国扶贫开发的新环境、新特点，提出了扶贫开发的新思路、新政策。本文试图通过对《纲要》精神的理解，就扶贫新政背景下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一、扶贫新政特点解读 从新近颁布的《纲要》可以看出，我国的扶贫方针和政策既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又体现了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新特点，这里主要就可能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产生影响的几个方面做一简要解读。 (一)扶贫标准：大幅提高，首次接近国际贫困标准线 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标准提高了92%。经过此次上调，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的距离为史上最接近。2007年之前，我国共有两个扶贫标准，即1986年制定的绝对贫困标准(206元，2007年提高到785元)以及2000年制定的低收入标准(865元，2007年底调整为1 067元)。2007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仅为联合国设定的通行标准——人均收入每天1美元的22.2%。此次扶贫标准的大幅上调，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新阶段，这必将引发整个扶贫战略的重大转变，从而要求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完善扶贫政策体系，所有这一切转变必然对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及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产生重要影响。 (二)扶贫目标：更加注重扶贫对象观念解放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贫困标准上调的实质是适应发展型贫困的新要求，以发展型贫困线代替原有的生存型贫困线，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而且关注其发展的需要。新时期我国农村贫困呈现出了新特点——由生存型贫困向发展型贫困转变，绝对型贫困向相对型贫困转变。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200元，仅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 140元的53.1%，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 786元的15.9%。[1]而要缩小贫困差距，使相对性贫困和发展性贫困人口减少，依靠传统的扶贫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按照《纲要》的要求，“更加注重扶贫对象观念解放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三)扶贫区域：着力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 由区域贫困向分散贫困转变，是我国必须面对的另一个扶贫新特点。目前，我国区域性贫困有所缓解，贫困人口从原来的集中分布，逐步向点(贫困村)、线(沿边境贫困带)、片(特殊贫困区)共存态势演变。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只覆盖了62%的农村贫困人口，其他贫困人口大多分散于一些特殊类型区域。这种贫困分布态势提高了脱贫成本，影响了脱贫速度，同样，也必将会对包括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在内的各类教育扶贫增加难度，提出新的要求。 (四)扶贫路径：政策支持，强化农民职业教育培训 根据《纲要》精神：要“以促进扶贫对象稳定就业为核心，对农村贫困家庭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给予一定的生活费补贴；对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给予生活费、交通费等特殊补贴。对农村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培训”。要“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继续落实国家助学金政策。贫困地区劳动力进城务工，输出地和输入地要积极开展就业培训。”《纲要》的这一精神蕴含着两层涵义，即一方面要突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通过培训路径实施扶贫开发；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费用的政策支持，确保有意愿的农民及其子女不仅有机会，而且有可能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保证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落到实处。 (五)扶贫策略：强调主体意识，突出参与性扶贫 新一轮扶贫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工作方针，这就改变了以往一味强调在扶贫工作中政府主导以及经济救助的做法。这既是新形势下扶贫开发所要求，也是遵循只有主体积极参与，才能有效脱贫，减少返贫的规律。主体参与意味着在扶贫开发中政府依然起主导作用，但是，这种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以尊重贫困人群，鼓励他们主动参与贫困开发的设计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扶贫的效能，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扶贫基础不扎实，返贫率高的状况。 二、职业教育培训视野下反贫策略选择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 1.反贫困理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反贫战略理论和模式已形成众多学说，其中最具代表性，更具影响力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的反贫战略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全面生产要素概念”的核心成分。认为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关于贫困的原因有多种学说，如拉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哈维·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以及冈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论”等；而舒尔茨的理论更能揭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的根本原因。舒尔茨认为：“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