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影片《中国合伙人》，不禁为其对至今尚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时代或称改革时代的状况及其时代精神的倾力刻画而感慨，因为它可以轻易唤醒像我这样年纪的中国人对自己曾亲历的改革时代的峥嵘岁月的回忆。其实，细细想来，岂止我这50后，无论是年长于我的30后、40后，还是年轻的60后、70后、80后等，人们或许都可以从这部影片中生发起对自己曾经的特定岁月的回忆。仿佛这部影片就是为自己这一代人所特别订制的。这样想来，尽管影片编导陈可辛等应当有自己的主观创作意图，但身份各异的观众们被从中唤醒对自己时代的记忆、产生共鸣及独立联想，可能都是会不可阻挡地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的制作效果及目的应当是基本实现了。 但也恰恰正是在这里，问题出现了：这部影片在改革时代的时代精神的诠释上，提供了什么？特别是提供了哪些值得重视的新东西？时代精神是有关一个时代所具有的集体意识的概括，它本来曾是一个具有浓厚的黑格尔色彩的词语，代表着一种被“反本质主义者”蔑称为“本质主义”的核心的东西：一个时代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本质性理念，而这个时代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是从这个本质性理念派生出来的。“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它表现它自身在政治里面以及别的活动里面，把这些方面作为它的不同的成分。它是一个客观状态，这状态的一切部分都结合在它里面，而它的不同的方面无论表面看起来是如何地具有多样性和偶然性，并且是如何地互相矛盾，但基本上它绝没有包含着任何不一致的成分在内。”①其实，只要我们走出“本质主义”困局，就可以看到，时代精神这一概念在今天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只不过它最好被视为一个可以包容众多元素及其不同诠释的灵活概念，似乎谁都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是因为，一个时代本来就应当是错综复杂的、难以归纳的多元融汇的集合体。 如果这种关于时代精神的调整性理解可以成立，那么，这里要探讨的应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在创作意图上，这部影片到底想告诉我们怎样的时代精神？二是在观众接受上，这部影片有可能传达出怎样的时代精神？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这里也不打算采纳影片编导如陈可辛近来透过种种媒体所发布的有关创作意图的诸多信息，而只是想从影片的叙述结构上着眼，特别是影片的叙述段落设计和首尾安排。从叙述结构上看，影片尽管采用了剪辑和闪回等多种叙述手段，但大体可见出三个主要叙述段落：第一是三人在大学期间向往美国的时段，第二是三人随后合办赴美留学英语培训学校的时段，第三是三人合伙推进新梦想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时段。在这三段中，每一段的核心或焦点都无一例外地就是美国：志在留学美国、留学美国预备、赴美国上市。这三位毕业于中国最高学府“燕京大学”的充满“中国梦”的青年，都是美国崇拜者，其生活梦想的目标居然就是美国而没有别的：孟晓俊一家祖孙三代都以美国为归宿；成东青的偶像则是孟晓俊，只不过被拒签了；王阳的最初理想是找个美国妞，只是美国妞后来离开他了。而成东青的恋人苏梅一心向往定居美国。正是这样一群坚定的美国寻梦人，即便是被美国拒签，也要送大批学子前往作为替代(如成东青和王阳)；虽然在美国穷愁潦倒，发迹后也要捐助美国以便找回尊严(如孟晓俊)。 与聚焦于美国相应，影片的首尾设计也颇具用心。其开端是大型体育馆中成千上万青年云集的盛大的演讲场面，成东青屹立在场馆中央，领袖般地大声演讲，鼓动青年放声讲英语，其背景则是雄浑有力的国际歌旋律。好一个震撼人心的励志仪式！而就结尾来说，影片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结局于“新梦想”公司在美国终于上市成功上，似乎意味着挽回了个人和民族的尊严，为改革开放时代精神做了一个胜利的总结；二是影片随后安排了如下尾声：伴随着《光阴的故事》插曲，若干幅中国当代知名企业家的照片接连闪现，除“新东方”三剑客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外，还有“联想”的柳传志、“搜狐”的张朝阳、“盛大”的陈天桥、“万通”的冯仑、“微软中国”的李开复、“万科”的王石及“阳光媒体”的杨澜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甚至还有知名品牌“老干妈”。从影片开头成东青作为英语教师的成功演讲场面，到他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成功的结局，再到知名企业家人物画廊的尾声设置，这从头到尾的三个环节在整部影片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难道意味着把整部影片的主旨归结到企业家创业及公司上市成功上？ 从上述三个叙述段安排到首尾设计，这部影片所讲述的应是中国个人走向美国的成功的故事。只不过，这一走向美国的成功故事中经历了三阶段的演变：刚开始时是作为孤立的个人向往赴美留学，进而是作为企业(英语培训学校)向美国输送掌握英语的人才，最后是作为上市企业去一举“攻陷美国”。由此看，这部影片似乎是在诠释改革时代所拥有的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中国企业家历经艰辛赴美创业成功。也就是说，按照这部影片的诠释，所谓改革开放时代的时代精神，应当是创业者特有的理想愿景、开拓精神、创新锐气及实践品格等综合品质。 这一分析诚然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不必细想就该知道，这一时代精神的演绎逻辑毕竟显得有些滑稽：改革时代的时代精神难道就只是集中凝聚为赴美创业成功？同时，中国人要找回曾经失去的个体尊严及民族尊严，难道就只在于赴美上市成功以及连带着的捐助以前打工被炒的美国研究所？如果这一点果真就是影片的时代精神诠释的焦点之所在，那么，这显然很难服众。因为，如此诠释本来应该拥有丰富内涵的改革时代的时代精神，确实就显得过于片面或偏狭了。 好在这部影片还给了我考虑第二个问题的机会，这就是从观众角度看，它可能给出有关时代精神的相对多元的观感。假如可以跳出影片的上述叙事结构，而从观众的观影角度去看这部影片中有关时代精神的刻画的话，那么可以说，编导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时代的讲述，是留下了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所说的“空白点”或“未定点”的。也就是说，观众去观看影片时，有可能向影片的人物及其故事中投射进个人的彼此不同的时代精神理解，尽管编导有自己的强烈的主观创作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