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天空

      

      《北京遇上西雅图》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最具好莱坞色彩的中国影片。作者根据商业化的制作模式，通过丝丝入扣的叙事情节，将文佳佳“小三儿”的身份转变与个人的情感位移巧妙地“缝合”为一体，加之从始至终的正反镜头与零度剪辑，有效地将观众的目光吸引到影片预设的戏剧空间里，影片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使在想象层面上饱受了情感磨难的观众，最终获得了心理满足，一种建立在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之上的“白日梦幻”，就这样呈现在中国银幕上了。

      一、电影叙事逻辑的合理性，不能取代价值转向的合理性

      尽管一部影片的票房价值是衡量其社会效益的基准所在，但是不要认为一部影片的票房价值，就等同于这部影片的文化价值。这就是说，一部影片如果赢得了5亿人民币的票房，按照50元一张票计算，它意味着已经有1千万人看了这部电影，这意味着在经济上他们对这部影片都投了赞成票。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文化上对这部影片投赞成票，有时甚至在经济上投了赞成票的观众，在文化上可能还会投反对票。对影片的经济研究在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即在观众的消费行为发生的那一刻，几乎可以暂告结束，而电影的文化研究则不同，在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它也许才真正开始，因为电影的文化研究更关注的是观众在电影院中以及看完电影之后的反应，而不是将他们只是看作一个统计数字，一个纳入电子系统的量化代码。从这种意义上看，电影的市场研究看中的是观众的钱袋，电影的文化研究看重的是观众的脑袋。

      从影片人物心理的设计上看，《北京遇上西雅图》力图展现的是一部当代中国“拜金女郎”的心灵救赎史。文佳佳从一个靠别人的金钱享受着奢华物质生活的“寄生女郎”，转变成为一个在情感上获得了新生，在经济上能够自食其力、并且还带着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其间所完成的身份转向无异于一场人生的生死蜕变。她从一个崇尚物质主义的拜金主义者，一个依附在他人怀抱里的“小三儿”，转变成了一个蔑视金钱、具备独立人格的现代女性，这是影片叙事的主导动机。这种立意对影片而言，不仅是极具挑战性的高难度叙事行为，而且也是高难度的伦理跨越。从影片的情节进展可以看出，作者竭力在每个叙事环节的上下文之间都建立了一种相互缝合的因果关系，进而使影片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处于一种封闭的因果逻辑中而显得天经地义。可是，影片创作者也许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人生蜕变，有时不仅仅需要的是叙事逻辑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还需要一种价值理念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影片除了在语言逻辑上建立一种能够征服观众的叙事话语之外，还需要通过叙事情节设定一种能够被观众认同的价值转向。特别是对于那些涉及到人性、人情、人格层面的情节，并不是仅仅给出一个逻辑上的合理性就可以大功告成，尤其是对于一部涉及到当今中国社会敏感话题的影片，更应当在道德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这样才能够使人们真正接受一个灵魂蜕变的银色梦幻。

      我们知道《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灵感创意来自1993年由美国明星梅格·瑞恩与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影片《西雅图夜未眠》。20年前这部浪漫爱情影片在剧情设计上的偶然性几乎使它完全与现实生活相剥离，也就是说，它的浪漫说到底是一种梦幻式的浪漫，它只可能发生在银幕上，而不可能发生在生活中。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梦幻般浪漫爱情故事，作者却严守着叙事的伦理边界，即将人物的道德底线锁定在主流文化价值的体系之内，尤其是咯守着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美国家庭的传统价值观。具体地讲，为了保持男主人公在道德上的完美品格，山姆对去世的妻子一直深怀思念之情。他谢绝了许多朋友的善意劝解，始终与自己的孩子相依为命。他确信永远也不会再找到像自己的前妻一样的女人了。一年半以后，是他的孩子乔纳希望自己有一位新的母亲，于是才开始背着自己的父亲通过电台为山姆寻找爱人。山姆无论是作为丈夫对前妻在情感上的依恋，还是作为父亲对孩子的呵护，包括直到最后他与安妮的情感交往(他并不知道安妮身边有一位未婚夫)都没有任何道德的把柄。安妮对《西雅图未眠人》的兴趣是从收听他的节目开始的。她每次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尽管她有未婚夫，可是他们并没有实质的婚姻关系，即没有组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所以，双方的情感并不涉及对核心家庭的颠覆，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男女双方都被锁定是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内，他们的个人情感就是再浪漫也不会伤害其他人，更不要说去跨越法律的雷池去破坏公共道德的底线。

      可是文佳佳就不同了。抛开文佳佳对老钟家庭的介入不论，文佳佳到美国正是处于怀孕临产期，处在这样生理与心理期间的女人，应当对“丈夫”与孩子具有双重的责任。按照影片的叙事逻辑，文佳佳对老钟的依恋既是精神、情感的，又是物质、金钱的，所以，文佳佳移情别恋就等于同时在精神与物质这两个维度上“背叛”了老钟，为此，她已经没有任何道德的界地可以站立，她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背叛使其坠入了人类道德万劫不复的深渊!文佳佳与安妮在道德上根本就不可能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尽管她们最终都与自己心仪的男人在纽约帝国大厦上双双牵手，安妮从帝国大厦步入的不仅是爱情的天堂，而且同时步入的也是道德的圣殿；而文佳佳就算步是入了爱情的天堂，可是在道德上她几乎遁入的是无边的地狱。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电影不能够涉及婚外情这类题材，而是说如果不能够从更高的视野来审视核心家庭的情感关系，而仅仅从一种个人的维度来自然地接受这种“三角关系”，势必造成整部影片在价值天空的倾斜。文佳佳的内心独白“你不在我心里了”，使一种建立在物质崇拜基础上的“婚外情”得到了来自个人道德方面的修饰，我们并不排斥文佳佳对老钟怀着某种程度的情感依恋，可是，她的情感不论多么热烈最终都不能改变她所体现的以个人为参照的价值取向。与《红高粱》里的九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宋莲、《风月》里的如意不同的是，文佳佳的“婚外情”中并不存在着一个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也不存在着对一个畸形的、变态的婚姻关系的反抗，所以，文佳佳对老钟的情感选择除了强化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之外，并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出任何积极的意义。孤立地看弗兰克的全部行为可以说没有任何非道德的因素，他在道德上是个被包装得非常严密的人物。然而，从整部影片的人物设计上看，弗兰克实际上是作为文佳佳的一个对应性的角色出现的。他越是往后退，文佳佳越是往前走。他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爱，对前妻百依百顺地忍让，直到帮她去服装店取结婚的礼服，让文佳佳觉得他的脑子有问题。对弗兰克的这种完美性格的塑造实际上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失去了现实存在经验的“扁平人物”，但是，他在剧作上却完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让文佳佳的“出轨”显得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