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041(2013)03-0101-04 中国早期电影是以上海为中心发展壮大起来的。上海名副其实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大本营，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取得了永垂史册的巨大成就。在这里，一部脍炙人口的《马路天使》(1937年出品)使得其导演袁牧之享誉上海电影界。袁牧之还曾主创了《桃李劫》(编剧兼主演)、《都市风光》(导演)等作品，获得了良好的口碑。这些作品都能体现正视苦难、揭示社会黑暗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一以贯之地传达出富有人性关怀，具有批判意识的上海精神。尤其是《马路天使》更是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巅峰之作，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正当袁牧之在上海的创作已臻成熟的时候，国内形势日益危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践踏了中国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拯救民族危亡、抗日救国成为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更是奋起反抗，要把文艺作为杀敌武器，来唤醒普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他们投入到抵抗日本侵略者残暴侵略的斗争中。袁牧之放弃都市的繁华，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在周恩来同志的引领下，毅然来到条件异常艰苦的延安，创建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将创作阵地转移到延安。延安时期的袁牧之克服艰难困苦，想尽办法，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拍摄了延安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部作品反映了抗日军民英勇杀敌、坚忍顽强的现实，形象地体现了艰苦奋斗、乐观健康的延安精神，也开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人民电影。而袁牧之则成为联结上海电影与延安电影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 虽说袁牧之在延安的创作，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的作品在文化背景、影片样式、人物形态、作品基调以及创作方法上都有明显差异，而且战时文化规范也变更了过去的文艺观念，但是，袁牧之并没有因为空间的转移而改变自己的精神品性，而是在新的时空下加以延续和传承，并发扬光大。 所以，不可否认，以袁牧之等电影人为代表的上海创作在某些方面，比如激进的思想倾向、坚定的政治立场等，都是延安以降中国“红色经典”的直接来源，而此后的发展，更直接促成了延安电影的诞生。延安创作的内在精神和审美趣味又给予日后上海文化以丰富、深刻和多方面的回馈。从某种意义说，它们在人民电影的形成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可以说，无论是在上海时期还是延安时期，电影的政治意识和美学风格在骨子里仍有较深的关联。 一、强烈的政治关怀意识 中国上海电影，尤其是左翼电影离不开政治和现实问题，中国电影人也逃脱不了政治和社会所编织的大网。“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国破家亡，血淋淋的残酷现实逼使民众积极主动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民族意识的觉醒带动了社会意识的觉醒，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艺术家们也从游离于现实的梦幻中苏醒过来，创作出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拯救民族危亡的作品，激励人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来。郭沫若说：“由于抗战的驱策更改进了作家的生活方式而觉悟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1]说的虽是作家，其实艺术家也同样如此。 袁牧之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对现实敏锐、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意识的导演，也试图拿起电影这个工具，呼唤民众觉醒，鼓舞民众抗日救亡。虽说灿烂与靡烂同在的上海都市文化与以艰苦奋斗为主导精神的延安文化大异其趣、迥然不同，不过，从袁牧之的创作可以看出，他拥有强烈的社会民族责任感，强调社会价值，重视思想介入电影，不仅通过电影作品及时地关注与描写残酷的现实，而且通过这样的关注和反映实际上承担起底层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他在上海与延安两地前后相继的创作都发展了一种深度参与政治的精神，这种深度参与不是被动地服从或机械地服务于政治，而是创造性地表现艺术家的政治诉求，从而使电影成为由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催生和造就的艺术品，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迹。 在电影创作中，袁牧之以鲜明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力量介入作品，形成“向左转”的艺术旨趣和美学倾向。《马路天使》中东北沦陷后流亡到南方的小云、小红姐妹，衣食无着、颠沛流离，小云还沦落为妓女。《桃李劫》里主人公陶建平因涉嫌偷盗拒捕杀人而被枪决的结局正是经济萧条、社会混乱中小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影片运用人物生活悲喜及其性格风貌的细节，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毕业即失业的严重社会问题和迫害进步青年的罪恶。 创作中的“政治”因素，即体现为阶级观点、底层视角以及社会分析的眼光等，通过电影的影像策略和叙述技巧，以各种技巧和方式重新改写对城市、阶层、失业、金钱和启蒙等现代性问题的理解。 《马路天使》中使用对照手法，把镜头对准摩天楼，从上到下，摇到贫民窟，对“天上”和“地下”，即富有和穷困进行了刺目的对比，又以象征手法拍摄“太平里”被粉刷后的迎亲场面，讽刺了那个“粉饰太平”的时代，充满隐喻性。 《都市风光》采用了讽刺、夸张的音乐喜剧手法，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都市社会的畸形以及上海的商业和消费特色。比如，女主人公张小云的父亲，那个典当行小业主为了一个“钱”字在家里和妻儿吵，到了店里和账房先生吵，吵来吵去的内容一律用“叽里呱啦”的拟声替代，倒是蛮意味深长、饶有趣味的。片中从“西洋镜”里来看上海的腐朽生活，小市民的自私、投机、欺诈以及被迫破产的境遇，还有有钱人在花花世界的颠倒狂乱中纸醉金迷、游戏人生。那首充满浓厚讽刺意味的主题歌《西洋镜歌》生动而深刻地描画了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生活的情况，曲折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凋敝景象：“十个年轻人有九个彷徨”，“十家的买卖有九家萧条”，“有钱人有钱无处放，没钱人在风雨里正飘摇”，启迪人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