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现代：家族的再兴起 小说《白鹿原》的有趣之处首先在于，它试图重新回到繁复的现代政党历史之中，重构历史际遇间种种特异的抉择，并以此作为现代历史书写的畅行模式。毫无疑问，小说《白鹿原》回应了80年代传统/现代僵持不下的对立，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实现现代化的资质”①这一命题提供了一种阐释。这种阐释将中国传统家族和现代性中的性、人性暧昧地裹挟在一起，并以这种“传统的发明”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存在现代化可能的。当然，《白鹿原》的成功还在于它是一部“去政治化”的文本，它以“客观”或“永恒”的家族史置换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党历史，并进而将政党斗争的复杂语境简化为家族兄弟的偶然抉择。而“家族”之所以能够成为“永恒”或“纯文学”的表征，则与20世纪80年代的梁漱溟热以及梁漱溟《中华文化要义》中不同于50年代到70年代的论述不无关系。在此，以“永恒”为旗帜的“去政治化”思潮将家族和人性并置，试图将整个20世纪历史扁平化为单一而同质化的过程。这一历史重构和改写完成了诸多遗忘，它遗忘了20世纪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面对的现代化困局，遗忘了梁漱溟“团体与家庭二者不相容”②的论断正是彼时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力量。这种论断显然也有意地忽视了，正是新中国的强大生产性话语赋予了都市和家庭以工业化的内涵，并且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家庭观念，使之有效整合于现代民族国家，从而解决了“团体与家庭二者不相容”的困境。种种遗忘，事实上都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即否定现代历史中所有异质性的现代方案(不仅是新中国的，而且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并通过家族和人性的并置来完成将中国纳入西方现代性/全球化谱系的过程。经过这番改写，中国现代史中一切不符合这一逻辑的抉择都不重要了，仅仅变成一拍脑门的决断和饥饿的情非得已的解脱。一如白鹿原上的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只有一种现代方案是合法的，这便是西方现代性。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偏偏是“家族”被选定为这一本质化历史叙述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家族历史”之重获合法性首先来源于彼时东亚范围内家族的再度勃兴，这便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东亚家族企业模式。在《白鹿原》时期的各种研究中，频频出现家族企业的讨论。例如，有人讨论1988年美国《商业周刊》中刊登的文章《新的世袭关系：为什么家族企业再度抬头》以及另一份家族企业杂志编辑的言论：“目前，与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更多的家族企业正在把控制权交给下一代。”并做出判断，认为家族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向。③人们似乎突然发现，家族企业作为东亚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特殊模式，与现代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韩国三星集团作为盈利最大的家族企业，其成功完全不亚于现代企业制度。应当说，正是由于家族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崛起，并可与“现代企业制度”对话，《白鹿原》的家族表述才在彼时拥有如此众多的拥趸者。 但在一片欢腾之中，一个问题似乎被遗忘了，即这一语境中重生的“家族”事实上早已不再关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关乎财富的继承，关乎富豪换代和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说，它真正的要点是资本和财富。(一个例证是，在当下中国的传媒中，只有讨论富人和财富的时候才与“家族”联系起来，而极少将普通市民或农民与家族相连。)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白鹿原》中的家族叙事及其巨大成功或许并非真的发生在钩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上，所瞩目的也并非儒家思想终于被再度激活，而是有全然不同的用意。如果说它成功地跨越了80年代传统/现代的巨大鸿沟，那么当50年代到70年代已经被命名为“传统”和“封建”的时候，这所谓的“跨域”只不过是从“传统”(50年代到70年代)跨越到了资本(现代)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白鹿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得意洋洋的高举事实上与彼时世界上正在出现的“审判失败者”的历史书写并无二致，不同只是在于，人家审判的是别人而我们则指向了自己，并在自我审判之后全然遗忘了自身历史中的债务与遗产，仿佛真的像《白鹿原》里的舞台——什么都没有真正发生过。正是在此，当我们陡然发现这里的新家族与资本的关联，我们便可以理解《白鹿原》这样一部被誉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史诗怎么会与新写实小说同时出现，并且伴随着彼时争论不断的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事实上，与其说《白鹿原》重新挖掘出了深邃悠远的传统家族文化，不如说它以家族表述背后的资本巨力消解了中国现代史中一切信仰的力量，只留下了一种信仰——家族及其表征的财富与资本。在这个意义上，与《白鹿原》同一年完成小说，并同一年拍摄成电影的《温故一九四二》恰巧构成了《白鹿原》的反题，如果说《白鹿原》在资本的支撑下，一切严肃的历史抉择都变成舞台上的荒诞戏码，人类一思考，资本就发笑。那么《温故一九四二》则呈现了那些被资本抛弃的大多数，在没有资本支撑的“饥饿”逻辑下，一切历史抉择同样变得很荒诞，甘当亡国奴，不当饿死鬼。如是，历史变成了有财富和没财富的简单对立，在那些不符合这一逻辑的渐次退场的历史主体们旁边，在9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真空中，资本与财富的身影日渐高大，占据了整个画面。 事实上，家族叙述的再度勃兴不仅仅依赖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也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便是传媒追踪屡屡提到的，伴随1978年以后经济的转型，家族逐渐成为中国乡镇企业乃至民营经济的主要形式。尽管人们一直质疑家族企业较之现代企业制度的落后性，但人们却无法否认家族企业在此后三十年中不断发展壮大。2012年的《现代企业文化》杂志有文章称：“种种研究表明，大型家族企业近年来在出乎意料地发展、壮大。从综合数据来看，在各个主要股市中，家族企业的表现要明显好于那些没有血脉传递关系的企业。”④而伴随家族企业的生长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集中和固化，“家族”越来越不加掩饰地与财富并置在一起。在《新财富家族：大时代的推动力》一文中，作者认为财富家族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财富家族，如果当今的财富家族能建构出有效的家族意识形态以利于财富传承，便将当之无愧地成为大时代的推动力。⑤当家族的财富/资本内涵已经昭然若揭，财富家族如此兴旺，真应该回头感谢小说《白鹿原》当年的“跨越”。《白鹿原》在2012年被拍成电影，并且终于获得公映许可。同年被拍成电影的还有当年那个《白鹿原》的反题——《温故一九四二》。历史仿佛完成了一个轮回，观众们与电影《白鹿原》一起酣畅淋漓地重温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便已然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现”，并由于此时官方的大力认可而增添了别样的激情，在影片多年被禁而终获认可之艰难中好好回味了一遍悲情记忆。此时，影片中那个仁义的横亘整个现代史的家族幸存者白嘉轩似乎终于击败了历史中的其他可能性，终于可以作为胜利者“笑看风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