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理论一直远远落后于以剧情片研究为主的一般电影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纪录片理论家迈克·雷诺夫(Michael Renov)还在文章中感叹：“放眼电影研究的各个领域，纪录片是最少被人讨论的。”①相较于剧情片，纪录片受众面更小，关注度更低，这种情况似乎也不是不正常。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状况的出现与长久以来学界的某些偏见不无关系。比如法国电影理论家麦茨(Christian Metz)就曾明确提出，纪录片不具备区别于剧情片的独特的表意形式，和剧情片一样，纪录片的表达也离不开虚构。“一切影片都是剧情片”，②纪录片当然也不能例外。对于纪录片研究来说，这一论断当然不是没有相应的理论意义。但对于当时的纪录片理论发展来说，它却成了一盆浇头冷水，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纪录片存在的前提，威胁到了纪录片的身份合法性。如果所有电影都是虚构的，那么被称为非虚构电影的纪录片是个什么东西呢？它的处境变得相当尴尬。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对纪录片理论的轻视和怀疑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1990年11月，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电影系照例举行了自己的年度研讨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年的主题确定为纪录片研究。由于当时这种以纪录片为主题的研讨会并不多见，纪录片学者们都非常珍惜，重要人物悉数到场。站在今天来看，这是西方纪录片理论发展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集结。会议上宣读的若干文章发表在了重要期刊《广角》(Wide Angle)的研讨会专刊上，另外一部分文章被收录于雷诺夫主编的《理论化纪录片》(Theorizing Documentary，1993)一书中。③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与会者普遍感觉这样的研讨非常重要，纪录片研究者应该有自己定期的学术会议。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第一届“可见的证据”(Visible Evidence)纪录片研讨会于1993年9月移师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召开。在此后的20年间，这个聚焦于“纪录片的策略与实践”的研讨会每年都会举办一届。伴随着纪录片创作的狂飙突进和纪录片理论研究的不断升温，如今“可见的证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纪录片学术盛会。以这一会议为依托，一套同名的纪录片理论丛书也在不定期出版。截至2012年，这套书已经出版了28本。④ 虽然影响巨大，但“可见的证据”研讨会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机构。它的几位主要的发起人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迈克·雷诺夫、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等，都是当代纪录片学界重镇。他们个人在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重要著述奠定了当代纪录片理论研究的基础，推动纪录片研究成为当代电影研究、媒介研究中最受瞩目的领域之一。这其中包括尼科尔斯“突破性的”⑤《表现现实》(Representing Reality,1991)和《模糊的边界》(Blurred Boundaries，1994)、雷诺夫主编的《理论化纪录片》以及温斯顿那本被称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理论化阐述的纪录片史”⑥的《以真实的名义》(Claiming the Real，1995)等。此外，约翰·康纳(John Corner)的《纪录的艺术》(The Art of Record，1996)、卡尔·普兰廷加(Carl Plantinga)的《非虚构电影的修辞与表达》(Rhetoric and Representation in Nonfiction Film，1997)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著作。 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后期《谢尔曼的远征》(Sherman’s March，1986)、《细蓝线》(The Thin Blue Line，1988)、《罗杰和我》(Roger and Me，1989)等作品的出现视作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么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2000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目睹了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勃兴。与此类似，纪录片理论研究经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筚路蓝缕，此时也转入了快车道。前面曾提到，很长时间以来，纪录片研究在电影研究、媒介研究中通常只能忝陪末座，但此时却俨然成了一门显学。过去极少刊登纪录片文章的学术期刊，开始大量出现纪录片稿件。2007年出现了第一本英语纪录片理论期刊《纪录片研究》(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在2000年之前，一般是一年或几年才出一本纪录片专著，现在每年都面世若干。除了尼科尔斯、雷诺夫、温斯顿等相继出版了新的理论著作，更多学者开始在纪录片研究领域发力。如斯泰拉·布鲁兹(Stella Bruzzi)、乔纳森·克海纳(Jonathan Kahana)、伊丽莎白·考伊(Elizabeth Cowie)、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等学者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纪录片专著。⑦纪录片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了极大的拓展。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纪录片研究方面，也有若干文集、专著面世，如《从地下到独立》(From Underground to Independent，2006)、《中国新纪录运动》(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2011)、《独立的中国纪录片》(Independent Chinese Documentary，2013)等。⑧2011年，著名电影季刊《电影人》(Cineaste)的一篇编者按说：“美国过去十年间出版的纪录片著作可能已经超过了此前五十年的总和。”⑨这并非夸张。英国学者迈克·哈南(Michael Chanan)曾经就此评论说，最近几年纪录片研究领域所发生的一切不啻为一场“突然的爆炸”。⑩ 以上是对近年来西方纪录片理论研究发展历程的一种粗略描述，下面笔者对这一时期若干核心理论议题展开具体讨论。其中包括纪录片的形式问题、纪录片的功能问题、纪录片作为科学证据的问题、纪录片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纪录片的定义问题等五个方面。总体上说，这些议题从不同侧面构成了纪录片理论的一个核心追问，即纪录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理论策略上说，这些探索也不约而同地构成了对长久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直接电影的理论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