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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模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社会管理模式的演进历程可以明晰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社会管理格局的发展趋势，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模式的科学内涵。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看，社会管理模式出现过政府全能管制型、社会自治型、市场服务型三种历史形态，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新时期，宏观环境深刻变化，社会生态整体变迁，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对以往社会管理模式的传承和“扬弃”是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应势而生。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鲜明地体现了善治理论趋向。
一、三种历史形态的社会管理模式及其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模式。大体可以认为，社会管理模式出现过三种历史形态。在计划经济时期，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高度一元化的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主导着中国社会管理。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社会自治型和市场服务型两种社会管理模式。这两种模式在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的前提下缓慢发展。更准确地说，后两种模式还远没有发展到成熟形态。为了研究方便，暂且作为模式来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模式预示了社会管理模式的演进趋向，值得深入研究。 (一)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社会化管理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错位为社会事务国家化，即认为社会一切事务由政府产生和提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导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内涵的急剧扩张[5]。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主要依靠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密的意识形态宣教机制和严格的户籍制度来整合和管理社会。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是“单位”。这些“单位”自上而下层层隶属。每一个体都被维系在至少一个“单位”中，没有脱离“单位”而存在的个体。各“单位”既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又履行严格的社会管理职能。“单位”是强大的，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度非常高。政府通过行政化的“单位”体系分配垄断性资源，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完全依赖于以“单位”为代表的国家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府通过垄断社会资源对它认为有必要加强管理的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管制或强制干预。政府“通过集权式的计划安排理性设计社会运转的秩序，力求通过损益最小、效果最好的计划把散乱无序的社会生活纳入刚性的秩序之中”[6]。这个时期的社会因缺乏结构、功能和利益的区分而被称为“整体性社会”。国家成了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和社会服务的唯一提供者。政府管理、强制秩序、政府包揽、政府统管的高度一元化管理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7]。在中国，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具有强大、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自治型模式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邓小平曾指出：“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8]与经济体制格局变化相应，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市场、社会逐渐分开；城乡关系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变得多样。社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利益诉求多样化。多样化的利益必然需要兼容整合。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或社会组织之间既面临着自身的特殊利益，又面临着大体一致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最大的共同利益，合作自治成了一致的社会管理趋向，基层民主的作用力开始彰显。基层民主蓬勃发展就是社会自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生动实践。在基层，村委会、居委会、职工代表大会成了基层群众实现合作自治的基本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