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演进与电影史料学基础的重要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曾不止一次地呼吁和强调电影史研究的历史学特性。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在《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指出：“电影历史学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无疑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历史的，又是电影的，兼有电影和历史的双重品格。作为历史学的电影方面，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历史学中的专业史、专门史，研究构成整个历史现象中的电影现象的变化过程。而作为电影学的历史部分，它又是电影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电影学中的历史学，同样是研究电影历史现象的更替、变迁。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交叉点上来认识和把握电影历史学的特点。”①汪朝光教授在《光影中的沉思——关于民国时期电影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里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历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实事求是地确立对民国时期电影的评价标准，客观评估其发展历程，以推动电影史研究融入历史研究之主流，使其得以更为全面地发展。”②在《新的视点新的阐释——新时期中国电影史研究回顾》一文中，郦苏元教授认为：“电影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是电影，具有双重性格。作为一门艺术史，电影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电影史研究应该掌握并运用一般史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必须将其纳入史学研究的轨道，使其具备应有的史学品格和史学价值。”③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与中、西方近现代史研究的丰硕学术成果之间，根本没有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广泛的、有效的对话与交流，电影学者们也没有深入、全面、系统地诠释和阐发过如何使中国电影史研究与历史学研究之间产生关联。面对中、西方近现代史研究中史学观念和史学范式的转换，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挑战，中国电影史学界也始终是无动于衷。只有少数学者试图通过个别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实践，探寻与历史学研究核心或前沿命题沟通的可能。 在改革开放后“重新中国电影史”的倡导下，虽然中国电影史研究已经从政治表述为主体的革命史，转向关注电影本体的艺术史、解析电影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商业史(还不属于经济史范畴)和观照电影文化内涵的文化史，研究思路也从宏观的通史写作逐步过渡为微观的断代、地域和个案研究，但是在史学范式上却并没有突破以往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件的因果关系来梳理历史的线性思维。阶级斗争遗风下的“翻案史学”和倚重西方流行理论的“阐释史学”在这三十多年中相继大行其道，“以论带史”、“以评带史”一度成为电影史研究流行的写作和表述方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史学观念的狭隘和落后、史学范式的匮乏和封闭，缺乏相对稳定的电影历史文献学(史料学)基础，是阻碍中国电影史学研究多元化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 针对中国电影史当下陈旧的史学观念和单一的史学范式，我们需要首先参照和回溯一下西方近、现代历史学研究的历史轨迹：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建立了西方近代史学。为了与哲学划清界限，他反对用先入为主的抽象的理性观念来概括历史，主张通过深入挖掘和考订史料客观地展现历史真实，即所谓的“如实直书”。研究对象以政治事件和精英阶层为主，写作方式一直秉持记录叙述体。由于迎合了彼时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兰克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成为十九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学术主流。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以德国的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法国的亨利·贝尔(Henri Bert)、美国的费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相继向兰克及其实证主义史学发难，他们反对兰克史学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并注重史学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鼓励进行跨学科研究。与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兰克倡导的事件叙述史，以人类活动的整体历史取代传统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随后，这些新史学派的理论被年鉴学派的几代史学家们付诸实施并发扬光大，与社会科学的结盟使西方近代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史学范式：社会史、经济史、区域史、心态史、环境史、心理史、宗教史、人口史等。二十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肆虐，以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出“语言的转向”：通过分析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来解构传统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下，历史研究的兴趣和内容发生了转移，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性行为、精神疾病等进入了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很明显，相比于西方近现代史学，目前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在史学观念、史学创新、史学理论的建构和史学范式的转换等方面都显得极其封闭和滞后。我们只有深入学习和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丰硕的学术成果，尽快完成史学观念的更新、史学范式的转换和多样化拓展，才能使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真正“纳入史学研究的轨道”，“融入历史研究之主流，使其得以更为全面的发展”。 建构中国电影史料学基础④，更是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亟须解决的另一重要论题。稳定的史料学基础应该是任何一门成熟的历史学科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历史学家周传儒曾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⑤当下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正是由于轻视史料、缺乏考证，而注重价值判断、理论阐释，才会出现上文提到的“以论代史”、“以评代史”等史论不分、臆断历史的浮躁现象。中国古代史学向来视史料考证为正途，辨伪、考据、金石之学都是史学家的看家本领。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开始，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依然非常重视史料学的建构。梁启超不仅重新界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史料”观念，他认为，“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在于史学的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⑥，还扩展了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史料的认定范围，主张除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金石器物外，所有“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流传至今日”⑦者，都应属于“史料”的范畴。之后，以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为代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们延续和继承了这种重视史料的治史态度。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提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