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67(2013)02-0159-07 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是随视觉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新兴学科，是一门针对可视形象中人类行为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学问，其视觉符号形态既包括人工绘制的岩画、绘画，以及依托科技而生的摄影，也囊括了三维的电影、电视和录像。岩画、绘画研究可称为图画人类学，是视觉人类学发展早期的重要形式和文本呈现，后起之秀的电影、电视等视频载体因为其材料的可视性、活动性、丰富性备受人类学家们的青睐，已逐渐成为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新型工具。虽然影视人类学“属于尚未成型的预设性概念”，[1]但肇始于“文化救险”和保护“文化活化石”目的的人类学电影依然成为当代西方学术史上一个耐人深思的现象。 早期“人类学电影”仅限于“用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视界使摄影者把艺术和技术综合起来的一种表现形式”，[2]6简言之，是人类学家从事繁重的田野调查工作中动用摄影机拍摄的纪录片、文献片，比如他们深入美洲、非洲、太平洋诸岛拍摄的有关当地土著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生活状态的影片，多维立体效果、时间性效果、录音录像的高保真使得它成为比照相术、素描、速写更具优势的采集方法。随着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人类学家逐渐将虚构的故事片纳入研究的范畴，他们意图通过故事片的视觉形式去探讨特定的文化模式以及潜在的深层结构，以期达到通过对电影文本、电影制作者和电影观众的审视来挖掘族群文化的目的。 一、故事片人类学研究回顾 要回顾故事片人类学研究的历程，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二战”时期的美国。为应对严峻的战争形势，美国政府号召文化学者书写有关德、意、日三大侵略国国民性格的书籍，以便为其下一步作战方针的制定提供有力参考。一些人类学学者应时而起，纷纷为战时的国家利益首当其冲。1944年6月，美国文化心理学派著名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奉命从事研究日本国民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工作，以此来解答美国政府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对神秘的岛国——“日本”所持有的扑朔迷离的疑问。由于历史原因，露丝很难深入日本本土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经过大量走访曾经在日本逗留或长期居住过的美国人，参照日本文学、电影，以及对在美日本人的专访，露丝于1946年出版巨制《菊与刀》，该书被公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最经典的著作。 露丝·本尼迪克特曾经在其著作中提及她写作途中“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3]研究故事片以此来烛照日本的国民性曾是她写作此书的一个主要思路。可见，电影作为人类学学者手中研究文化人类学与异域文化变迁的利器，其范畴却并不仅限于纪录片或者文献片，艺术性影片乃至商业性影片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亦有着积极的意义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维克莱德在其论文《作为文化记录的故事片》中专门就故事片的人类学价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人类学家将故事片视为一种文化记录予以深度审视，从中探讨特定的文化模式及其潜在的深层结构，以期找出通过文字记载或实地调查都不易发觉的深层文化内涵。当然，能作为人类学家研究对象的故事影片绝非一般性的故事影片，它必须是体现一种民俗大众文化，集中展现了民族的历史变迁，暗含特定的文化模式和潜在的民族心理深层结构，兼具艺术观赏性与文化历史价值的影片，比如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不过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并非拓荒性的作品。最早的故事片人类学研究成果乃是人类学家伯特逊1943年依据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并考据德国电影而撰写的《对电影〈希特勒的青年时代〉的分析》。作者针对该片的符号语言和情节内容做反复不懈的“细读”，微言大义地解析电影细节的含义。同样是针对德国影片分析，但是却采用系列追寻综合分析方法的是人类学家克拉寇尔对1919-1933年间发行的德国故事片的人类学解读，具体参见《宣传和纳粹的战时电影》、《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德国电影的心理史》，克拉寇尔甚至在解读故事片之前事先大量调阅了有关德国的纪录片及文献片，而他本人是把对故事片的研究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1944年美国华盛顿策略研究办公室撰写的《日本电影：心理战争的局面》对日本文化的传统母题和文化韵味的研究堪为典范。文化人类学家安诺德·弥道发表的《日本人性格解构的分析：日本电影情节和主题的类析考察》通过对七部日本故事片的心理学和文化审视，对日本文化特质给予了有力的解答。 战后人类学利用电影展开对异域民族精神与国民性格研究的模式被延续了下来，玛格丽特·密德继承了本尼迪克特开创的研究模式，在其与R.麦特奥克斯合作编著的《遥距离的文化研究》一书中，就记载了玛莎·沃尔芬斯泰因所作的《文化研究中的电影分析》(主要探究电影分析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及《关于意大利电影的笺注：悲剧性的征逐》(此文是其对十部意大利电影的人类学分析)。还有简·贝娄的“《帕里克》中的父亲形象”和杰弗里·乔治的“关于法国电影的笔记”。甚至还有J.H.魏克兰对七部中国广东话电影的人类学分析、以此展开的对中国家庭关系的透视，和密德本人与薇拉·施瓦茨撰写的对苏联电影《年轻卫士》与文学原著的对比分析。至此，对故事片的人类学分析迈向了新的台阶，佳作迭出，最负盛名的有艾瑞克·H.艾瑞克森对苏联电影《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童年时代》的探究，以及玛莎·沃尔芬斯泰因和N.雷特斯针对法国电影的主题取向研究。她们更将美、英、法三国电影置于比较范畴，分析了三国电影迥异的美学姿态、伦理关系、价值取向和文化旨归。另外值得一提的尚有，霍宁曼与凡·道斯勒对印度电影的影评的分析，他们通过对二手资料的分析来间接探析电影的方式别具一格。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约翰·H.威克兰尝试研究海外传播的中国电影，他在1966年的《美国人类学家》第68期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题材的电影》以及《中国湖》1966年八月号发表的《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主题：中国共产主义电影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他的研究具体深入到中国抗战时期的国民性、新中国电影的政治主题及传统中国家庭模式和文化模式，并且他也从事了对比分析，主要是对比大陆及香港、台湾电影折射的文化表征系统的迥异，其研究结论是缜密而审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