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政治改革讨论的两个不同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呼声(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语为中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直到现在。80年代政治改革的特点大概可称为“一极动员，两翼响应，三道合一”，即中央高层发出改革指令，理论界和舆论界积极配合宣传论证，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方互动共襄盛举，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协商对话体制等方面齐头并进①，一时大有“毕其功于一役”之势。80年代的政治改革是在对记忆犹新的“文革”的批判反思、国门初开潮水般涌进的新知识和新思潮的强烈刺激、放权让利政策给出的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的背景下发动的，也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出共和国最好的农业形势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改革尚未触及工人阶级的深层利益的基础上展开的。虽然政改是这个时期报章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但政改其实并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全民运动”：“上层建筑”和城市知识精英活跃非常，“民间社会”尤其是乡村民众反应淡漠。这种反差悬殊的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成长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思维的不成熟。及至政改的动员酿成了一个几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大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在一个社会发育成长的初期阶段，政治改革的高度动员使政治体系的中心骤然承受了过大的压力而无处释放，无疑具有严重的政治风险，但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由于社会成长的不足，这种高度的政治动员被限制在“上层建筑”和城市知识精英阶层内部，未能传输到社会基层，从而避免了政治危机的链式发展，给权力中心的政治发展战略调整提供了转圜的余地。众所周知，80年代以后，政治改革的话语犹存，政治改革的行动却进入了一个相对休眠时期。 新世纪以来，政治改革的呼声重起，借助9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尤其是过去十年出世的微博平台，关于政改的讨论和意见可谓纷呈迭出，铺天盖地，在理论视野、议题内容、涉及范围和言说深度方面远远超过80年代，有些甚至触及到了官方所说的“底线”。和80年代相比，当下的政改讨论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其一，80年代的政改讨论很大程度是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参照的，是在共产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对经济与政治关系(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的反思，但在苏联东欧解体以后，随着中国有选择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现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激发了政改论者为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使用和开发各种理论资源的努力，使得今天的政改讨论较之过去那种理论相对单纯的状况，其理论背景更为复杂多元。其二，80年代的政改讨论所持的主流观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已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政治似乎成了经济的瓶颈，经改的成败取决于政改的成败。但是中国30余年在政治权力结构基本未变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巨大飞跃，大大超越了人们对既存政治体制的逻辑、适应能力与运行机制的批判性想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的争论，表明今天关于政改的讨论较之过去那种认识相对狭窄的状况，其分析视角更为开阔和深刻。其三，80年代的政改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党政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这个思路后来束之高阁，虽然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关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讨论仍然可以看作是十三大主题的曲折回响，但是重心已经从党政关系转化为党国关系，较之过去那种专注于党政职能划分、建立合理分工的问题，关于党国体制条件下如何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如何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如何实现宪法的最高权威等探讨，其思路更加大胆开放。其四，80年代的政改讨论基本没有涉及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成长刚刚开始起步，82宪法提供给社会的治理框架刚刚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资源流动尚存很大空间，政治改革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国家的、上层的、理论的、权力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权力与资本的日渐结合，改革开放积累的问题日益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由国家沉淀到基层社会便发酵成为基层社会危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在第一个十年井喷式地发生②，已经成为困扰甚至是危及既存政治体制的巨大隐患。今天的政改讨论和80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参与，在互联网和微博平台上参加进来的民众已经成为政改讨论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公民权利的吁求、对合法权益的维护、对公正秩序的追求、对家园和环境的保护，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大民意。较之80年代，今天的政改讨论，其问题意识相当程度上是社会的、基层的、民生的、权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利权主张的时代。 二、政治改革讨论的“主义”之争 80年代的政改讨论有两个似乎是对立的意见取向，一个是“激进民主主义”，一个是“新权威主义”。撇开《河殇》的政治倾向不论，激进民主主义在执政党内部的诉求是：(1)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配套，在战略上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先导；(2)政治改革必须从党政关系入手，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格局；(3)政治改革必须把经济竞争的逻辑引入政治领域，实行有限的竞争性的民主选举③。而新权威主义虽然承认经济改革需要以政治改革为配套，但认为政治改革事涉权力的再分配，是改革的硬核，因此(1)在战略上主张政治改革缓进；(2)在理论上强调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强大的政治权威予以引导和保障；(3)把这种经济的性质界定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把这种权威的使命界定为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专家治国论式的新权威；(4)由此反对爆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强调专家、理性、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秩序④。不过人们只要细心做些比较，就会发现这两种主义所持的历史观是一样的，即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史观，区别只在于前者钟爱英法模式，后者推崇德日模式；所持的学理资源是一样的，即西方政治学理论，区别只在于前者偏自由主义，后者偏保守主义。它们程度不同地和官方的主流改革理论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但绝对没有达到今天人们所想的那种程度，因为激进民主主义在策论层面呼应了执政党的政改思路和政策过程，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供职于体制内改革研究机构，激进民主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激进，后来的对抗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身不由己的结果。而新权威主义在效果上也给予了体制某种支持，虽然采取了一种官方颇觉不安的方式，事实上，新权威主义并非时人以为是为专制张目，新权威并没有那么“权威”。总体来说，它们以一种“新理论”的姿态出现，是主流官方改革理论的“进谏者”，而不是反对派。 然而，在90年代的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兴起的三种“主义”，实实在在成为挑战官方主流政改理论的思想流派，成为政改共识由脆弱的稳定走向不稳定甚至是破裂的见证。第一种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个学派众多和表述多样的思想体系，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以个体和个体权利为原点，以财产权为核心，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私人领域的干预，在政治上主张建构维护财产权、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宪政制度，是它的基本内涵。在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势下，自由主义由于适应了中国摆脱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成为影响官方政策制定的最强大的理论和思潮。但是，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极端推崇，对资本逻辑的积极鼓励，进而对资本剥夺普通民众权益的“理性”纵容，使得自由主义始终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抵御，同时，自由主义相信市场的缺陷可由市场自身得到纠正，而政府的缺陷不可由政府自身得到克服，由此建立了市场逻辑相对政府逻辑的优先性的取向，也使得自由主义和既有的权力体系难以进行深度合作。此外，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对直接民主的否定，对间接民主(精英民主)的大力倡导，并将这种间接民主归结为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既和大众的认识和主要关注面向存有距离，也为权力体系的政治价值所不喜。在当下，自由主义的政改方案与官方主流政改方案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