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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制转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原来在计划体制内的各种事业单位组织的市场化改革，这个过程至今已经历了20年，目前正进入实质性阶段。事业单位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特点，这实际上是一个与制度环境趋同的过程，目的在于扩大在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自身生存的合法性，其满足的是针对社会整体运行而言的制度效率。事业单位改革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寻求制度合法性的过程。在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中，资源的配置方式和行动者的规则都发生了变化，成为一种具有制度性特征的路径规则，体制内的组织改革在未来将可能进一步沿着制度趋同的进程发展。
可以看出，“单位”概念本身所代表的是一种组织形式，而“单位制”或“单位体制”则是在“单位”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某种社会体制、制度结构”⑨。有学者“将整个社会的运转不得不依靠单位组织形式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⑩；也有学者将“单位制度”视为一种“社会分层的制度”(11)；还有学者认为“单位体制是中国在革命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诞生出来的一种社会调控体系”(12)。由此可见，“单位”是研究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领域的不断市场化，“单位”这一概念虽然保留至今，其现实含义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界开始出现“后单位制”、“新单位制”等概念，以此来标注传统单位制变迁的阶段性形态。所谓“后单位制”，学界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界定，而是主要针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经济的消失所提出的一个模糊的概念。有学者从所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方面简单说明中国正在从“单位制时代”向“后单位制时代”变迁。而“新单位制”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代末就被提出并使用，但只是从功能上与传统单位制进行了对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认为新单位体制“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利益主体，不再是无所不包，统揽一切的社会基本组织形式”(13)。之后，有学者提出新单位制“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制，而是在国家限制介入的条件下，在外部可以与市场接轨，在内部则凭借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各种权力，形成了一种新单位制”(14)，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以社会机制的不同以及依托于两种不同社会机制上的群体理念和习惯特征来区分”(15)的“新二元社会”概念。 目前在关于单位组织的现状及发展方向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存在两种立场：一种认为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单位组织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逐渐缺乏存在的制度基础，将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而走向消解。有学者从社区研究的意义上论证单位制的终结，认为单位制终结的内涵“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即由那种基于‘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管理体制转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的社会管理体制”(16)。还有学者从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社会整合的方式上讨论了单位制在市场经济中所发生的改变，认为这些改变都是导致单位制消解的决定因素。另一种则认为国有企业虽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从文化、内部运行等方面看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单位组织的特点，单位组织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只是形式会发生变化。有学者提出了“新二元社会”的概念，来指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将“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界定为新二元社会”(17)，认为单位体制并没有完全消失，以国有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论证传统单位体制正在向新单位制转变。还有学者从资源获取的角度论证了单位组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会存在，原因就在于组织的所有权仍属于国家，因此其政治功能依然不能彻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