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在获取显著成就的同时，伴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和社会变迁，问题与矛盾并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追溯改革的最初构想，总结与反思改革进程的同时，更应关注的是关于中国改革的任务问题，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完成了哪些任务，哪些任务没有完成，当前处于改革的什么阶段，未来的改革任务又是什么。这里试图回答“中国改革任务完成了吗”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改革新阶段的改革趋向。 一、文献述评 许多学者都曾作过关于改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能够直接回答改革任务是否完成的文献相对较为缺乏。通过对经典理论观点的梳理，从两个维度作出综述，即横向的理论维度和纵向的发展演进维度，前者的文献是对改革方式在横向上作出的理论探讨，而后者则从纵向上分析改革的演进过程。 (一)横向的理论维度 法国学者贝尔纳·夏旺斯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它是一揽子的改革计划，它运用一整套制度措施，旨在改善体制的运转和业绩；在保留国家所有制的同时，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扩大经济中的横向关系、减少纵向联系。”[1] 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国外转型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在一篇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实质含义是指，美国所实行的一切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它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认为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共同构成转型的三大支柱，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互补性，拒绝任何局部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然而东欧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实践带来的是“华盛顿共识”的不良结果，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批评的，“华盛顿共识”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斯蒂格利茨在批评“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北京共识”是《时代》周刊的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在他2004年发表的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出了总结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概念。他把“北京共识”定义为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其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这一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发展。雷默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或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求发展，又要保持独立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纵向的演进维度 关于改革演进历程的研究，主要涉及阶段划分、转型完成点以及绩效评估的分析上。 吴敬琏把中国改革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8年的行政性分权阶段，以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为重点；1989～1993年的增量改革阶段，体制外优先改革是以非国有部门或计划外部分为重点，实现“双轨制过渡”；1994年之后的整体推进阶段。[2] 对于转型完成点的标志或者特征，学者的看法各不相同。雅诺什·科尔奈认为，转型完成的标志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力量与私人产权、市场共同体亲密配合发挥力量；私有制占支配地位；市场协调占据优势。[3]阿兰·吉尔伯将转型的完成看作这样一种状态：“当今天的‘转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相似”[4]，这一标准相对比较抽象，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发展的含义，以及如何看待转型国家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差异。吕炜认为，中国关于“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有两个标志：一是“所有的企业都被规范地纳入了市场化激励与市场化约束相互对称体系的经济运行环境之中”；二是“一个能够灵活地应对商业周期变化和应付经济全球化环境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形成”[5]。 对于改革绩效的评估，主要是从定量的角度建立指标体系进行绩效评估。西方学者主要依据新古典理论推导出来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制度学派的“后华盛顿共识”来评价经济转型绩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了改革进展指数IRP来反映各转型国家转型绩效。IRP主要包含经济自由化和制度创新的几个关键指标。世界银行运用一系列数据、指标对转型国家进行评估，这些评估主要集中在自由化、产权与企业改革、机构和社会改革三个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仅关注体制转型，而且关注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把经济增长、通胀率、失业率作为转型绩效的重要评价标准。总的来看，这些评价模式的思路主要是建立符合西方游戏规则的指标体系来观察经济转型速度，衡量转型绩效，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这些指标趋于好转，市场机制的效率就能充分发挥。然而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东欧和俄罗斯等经济体所呈现出来的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巨大反差，表明这种绩效评价理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研究体系和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也说明这种绩效评价范式并不能够适用于所有转型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