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压力在增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各种含沙射影的抨击乃至网络和微博的宣泄，既是一种减压，也是激发和孕育不满的火星。靠压力去解决社会问题，当压力经过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只能爆发。对刚刚进入城市化前中期和中等收入门槛的中国来说，用爆发性的方式去解决矛盾，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来看，前景往往不容乐观。 演化中的治理结构和利益结构 如果还是诉诸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何在？有人说，现在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不可能主动作任何退让。这或有相当道理。不过，人类这几千年来利益和本性可以说几无改变，谁抓到了权力或利益都不愿主动放弃，但社会仍然在不断进步。这说明在利益之外，还有其他更重大和更活跃的因素在起作用。最重要的，就是人类信息世界的变化。 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们总是在一定的信息结构下行动的。信息引导着他们利己的行为，而他们追逐和增进自己利益的行动，又在不断推动新的信息的发现和信息环境的改变。 奴隶制曾是人类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制度结果。但随着人们对自然和工具信息的增长，随着奴隶的抗争所必然伴随的高昂社会成本，奴隶制就自然寿终正寝了。正如农业社会普遍确立了君主和贵族的统治，当工业和城市社会到来之后，君主制、贵族制纷纷让位于现代的共和制和民主制。 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信息条件的改变，既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尽管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本性几千年并无改变。 更久远地说，人类社会整体的相互依存性和个体的自利性竞争，是其在几十万年的进化中逐步铸成的基因，它没有也不可能在短短几百年的现代社会中改变，但随着人类信息世界的变化，人们改变着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凝聚了最广泛的共识，就是因为它根本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封闭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信息条件，使中国融入了全球一体化的信息大潮，从而第一次有望全面实现近代以来多少代仁人志士的强国富民和文明复兴的梦想。 客观地说，与处于相近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比如说另外几个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跨越和社会的综合进步处处可圈可点，但在一个曾经长时期引领世界的文明古国的民族潜意识中，只要可能，人们就从来都希望，自己不仅应当是有史以来的最好，也应当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带来的急切焦虑感，既是它孜孜不息的动力，也是它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不断受挫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人们所称之为固化的既得利益结构，其实再流动再飘忽不过了：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的强大震慑力、动员力、感召力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个制度内，任期制和严格按照年龄的退休制，使得所有人都成为权力的过客。因此，它丝毫也不固化，相反，它是一个明显在演化的体系。 现实体系不会喜欢权力划分模糊的不确定性。行政权力如同财产权利一样，在所有适意的地方，它要求量化到个人。个人的权威，各种利益的固化，才会赋予体系以稳定性。而这在农村户籍人口还占多数、经过几千年皇权专制统治的国家，有着丰厚的土壤和基础。 因此，当今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与其说已经固化，不如说正在急剧的演化之中。长期延续和有传统支持的治理体系，为了寻找自身的稳定性和应对越来越综合的社会压力，有重新向强人政治演变的内在趋势。 但“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走到极端而造成的社会浩劫，导致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废除以及几次成功的代际交替，巩固了集体领导和到站交班的制度基础。同时，市场经济分散化决策的社会基础，城市化的加速和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使任何口号的强人政治都会受到人们本能的抵制，并让各种现代造神术因生不逢时而泄光破产。这样，就为社会治理的转型提供了空间。 治理体系改革的动力首先来自信息潮流的转变。在救国救亡压倒一切的上世纪前叶，大师如梁启超、胡适等人无论思想如何深刻，言辞如何锋利，终不免被时代边缘化。在国共两党的竞争中，人民大众站到了更加激进和提供了更美好愿景的共产党一边。 当今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与其说已经固化，不如说正在急剧的演化之中。 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初次分配之前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等。要改变这个局面必然要触动富贵和权贵们的利益，真要见效必是一场苦战恶战，必须待土地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重启国资国企的改革，政治上正确，国际上主动，经济上实惠。 真正实行宪法政府即宪政，是体制内外精英集团最容易取得的改革共识。 在推进党内民主与大众参与民主方面，也要有具体步骤和安排，踏实向前走。 时至今日，当年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竞争已成历史，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新历程。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共富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的知识界首次摆脱了他们在上个世纪尖锐对立的革命诉求和政治分野，统一到民主法治的旗帜之下。时代潮流，人心所向，这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持续动力。 改革的动力更来自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再造。计划经济时代一元化体制和单位人让位于市场化生存的社会人。经济自立培育了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要求。 改革的动力还来自体制内部。在等级制阶梯上的竞争变得日益剧烈，要求透明和公平竞争的呼声在体制内也越来越强烈。 随着第一代有战功有权威的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权力的更替，需要有能力和更民主的有力证明。这种交替本身就在不断催生新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