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12月的某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农民们度过了平常却不平凡的一晚：平常的是他们依然在就着微弱的天光吃着无菜的稀饭，而不平凡的则是他们无意识地即将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就是在这个晚上，十八个农民的红手印摁在了一起。把土地包产到户、若因此坐牢杀头，则户户相帮，幸生者当济死嗣。这是个连坐式原始性的举动，是生命处于边缘情境中的最后一搏。是什么因素导致十八户农民要如此绝望地做这最后一举？安徽农民大包干的原发动机和目标是什么？如何认识农村改革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客观地反思改革实践及其价值指向？本文拟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对此做出思考。 威廉·配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把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和时间科学地给以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在一定经济制度背景中，土地和劳动者结合的机制与方法是产生财富的根本。一切社会财富离开了土地和劳动者都将是无源之水①。而财富的创造、分配、增长以及消耗总是有规律的，对这一规律的探索路径基本上是经济学分野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对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的体制与方法的研究，最终所要解释和求证的都是关于财富的本质、起源、增长和分配问题。 但马克思远远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阈限，对财富以及其创造、分配做了更加深刻的解释。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于财富和劳动学说，总在忽略社会和政治要素的作用，从而把财富的生产、创造、分配和权利拟物化。实际上财富不是生硬的，它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并非仅仅只有一种冰冷的物性。现代经济学的谬误在于，把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完全物化，从而忽视了生产主体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颠倒本末的理论设计，它直接把财富的生产、分配与交换完全庸俗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从而把劳动者以及其所置身其间的社会设置、社会历史和文化传承剥离出去。在这样的理论中，劳动者只是生产工具，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其构筑思想体系的一种工具；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远离特定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中的社会关系，成为纯粹的财富生产的要素，生产关系被消解，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种思考惯性——生产、财富、分配的体制机制变迁，从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被分解脱离。因此，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是为资本不遗余力地攫取劳动剩余而生成的思想逻辑，它把劳动、财富和活生生的劳动与劳动者以及其关联的社会制度、阶级立场、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进行了混淆，进而颠覆了人的社会性，又把人性异化为物性，最终导致对人类的控制与奴役②。 马克思洞若观火，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两大生产门类之间的关系，发掘了资本主义人性被异化的规律，缜密地阐述了财富生产、分配、交换的二重属性。马克思深刻的论述了这一唯物史观中的财富的本质，认为财富的本质既是社会的，又是物质的，既是商品的价值体现，又体现了商品的社会生产关系；人类劳动生产既要面对自然界，又要面对人自身，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作用与表现③。因而矫正了纯粹经济学认识的理论偏差，赋予劳动、劳动者、财富、分配以社会学内涵。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财富总是由物质产品构成的，“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④。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财富必然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形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财富生产、分配、交换的过程中，人的劳动也关涉了众多要素，是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过程⑤。 劳动是财富之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的劳动是一个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⑥。因此，这一过程既是劳动者占有和支配自然对象以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又是劳动对象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得以转换的过程；既是劳动者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的过程，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发展和改变的过程⑦。财富是劳动、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社会生产关系甚至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本质上是社会设置的产物。 因此，马克思劳动学说运用在本文中有着别样的意义：对农业劳动而言，土地是万物得以生长的母体，而农民则是劳动者，是把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变换为财富的主体。马克思这一劳动学说，为我们重新检视中国农村改革发生机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它不是完全从经济活动的视角去烛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创造财富的行动价值，而是从政治社会的高度指导我们，有必要把农民进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的行动，置于特定社会政治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格局和国家宏阔的历史、时代、国际、国内分析背景里加以考察。这就给我们的研究以广阔的社会学想象空间。 二、农村改革的原发动机和现实起点 那么，农村改革的原发动机和现实起点是什么呢？ 根据周曰礼记述，1977年6月21日，万里到任安徽后，即着手全面开展清查“四人帮”在“安徽的有关人和事”。“在清查工作过程中，万里不断收到邻省发来的电报和信函，反映安徽省大批灾民外出逃荒，涌进了他们的城市，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要求安徽派人前去，将这些灾民带回来”。农村问题的严重，引起了万里的高度重视。当时安徽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00亿公斤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徘徊在60元上下，考虑价格因素影响，生活水平比“文革”前下降了30%；全省有28万多个生产队，人均年收入100元以上的只占10%；60%的队只有60元左右，40元以下的约占25%，还有5%的队约300万人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除10%的队可以维持温饱外，其余90%的队成为‘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⑧。刘明钢《东风第一枝——万里与安徽农村改革》也记载：万里受命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鉴于农村形势的严峻，即马不停蹄地巡调各地，三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安徽十几个地区的县、市及工矿和农村。他轻车简从，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问、听。所见所闻，农村的贫穷以及农民生活的艰难，使万里多次潸然泪下，倍感沉重⑨。这让他坚定了要先解决安徽农村经济困顿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