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说法不绝于耳。尤其新世纪以来在对中国改革的反思中，这一说法更是被频频提及。这说明改革攻坚作为一个重大问题确实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然而，尽管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且被普遍应用，但对此较为明确具体的理论阐述却不多见。就专著而言，当前学术界关于改革攻坚问题的研究著作主要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具体学科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专门领域，主要是针对改革中某些具体的难点重点问题进行研究。例如迟福林从政府转型的角度研究攻坚问题，认为“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目前已成为多方面的一个共识，并且成为改革攻坚的重点”①。周天勇等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问题，提出“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公民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党政官员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②。杨宜勇等专门研究收入分配体制的攻坚问题，提出“居民收入差距在城乡、地区之间的扩大，已经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社会经济领域的焦点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③。这些具体领域与具体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改革攻坚的认识更为全面，但无法形成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的认识。就相关文章而言，当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检索，专论改革攻坚的文章不算多，也就是二三十篇左右，真正具有理论深度的更少。较有代表性的，如高尚全提出，“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才能有效地搞好社会再分配”④。钦林威认为，“改革要想攻坚克难，冲破重重阻力，就要迈过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坎，不能让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⑤。洪波认为：“改革处在一个特殊的关口，改革攻坚能够取得多大的进展，取决于各级政府部门超越部门利益，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这是进一步改革的前提。”⑥由于这些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报刊的时政评论，分析相对简单，深度较为欠缺。综合当前的整个研究现状，对改革攻坚本身的深入理论研究尚有极大的开拓空间。 改革为什么要攻坚？改革所攻之坚是什么？中国改革何时进入攻坚阶段？攻坚对于中国改革尤其改革的主导者意味着什么？改革攻坚这一重大基本问题所包含的以上诸方面极为重要，不容回避。把改革攻坚这一当代中国改革的重大基本问题尽可能阐述清楚，将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与现实困难的解决。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后发现代化的国情与渐进的改革模式：改革攻坚问题的形成语境 要对中国改革的攻坚问题形成合理的认识与把握，首先必须了解中国改革的启动缘由以及改革的模式。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改革源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危机；而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则源于以往所奉行的现代化模式的失败。当然这两个方面作为同一个过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得以在反思的基础上展开，而改革的大幕也由此徐徐拉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遵循所有后发国家的一般逻辑，即政治权力系统(主要指党与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领导核心起着主导性的推动作用。当然，政治权力系统在中国发展中的这种核心主导作用也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得以强化，特别是中国“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强大历史传统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高度强调。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改革进程中政治权力之作用比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更为强大也更为明显。在政治权力系统作为核心力量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的改革又采取了众所周知的先外围后核心、先易后难的渐进模式。这种改革模式强调政治权力自身存在的稳定性与治理的一贯性，强调政治权力对于改革进程的主导性与可控性。实际上，正是政治权力主导下“先外围后核心”、“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决定了改革攻坚作为一个问题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必然显现。 对于改革来说，“外围性”的部分完成之后，剩下的自然就是“核心性”的部分。而在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由于后发现代化的需要等各种原因，政治权力系统作为主导者与推动者处在领导核心和体制核心的位置。在我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性的政治权力系统是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命令与管理中枢，掌控着巨量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社会的资源流向与利益格局，决定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走向与最终成败，自然成为改革的领导核心与现行体制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核心性的改革就整体范围而言，必然是针对政治权力系统的。撇开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不论，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由于处于体制核心，对于政治权力系统自身的相关重大改革，相比之下自然要比体制边缘处或外围处的改革更具关键性，难度自然要大。但在这种“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中，核心处的改革到底有多难，却还需要从利益的角度作具体分析——这一分析角度相当重要，我们决不能忽略。如果仅从逻辑的可能性上看，所谓“难”包含多种情况：比如有待改革的部分可能只是相对于“易”的部分而言，“难”度增大一些，其本身并无多少特殊利益可以固守，因而实际改革起来未必就那么困难；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有待改革的部分由于涉及重大利益的割舍，改革起来难度极大，在实际中确实不好解决。具体到中国改革的现实语境，当实际情况表明，作为体制核心的政治权力系统的某些构成部分存在相当大的特殊利益需要维护，而其本身又缺乏相对有效的规范与约束时，对其改革的“难”度自然大增，改革推进必然受阻。在这种情况下，“难”成为了“坚”，改革进行到这一步就成为了“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