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电影《体育皇后》是一部建立在当时的民族、阶级、城市话语，尤其是性别话语上的电影，因此这部电影成为了表现“左翼”电影复杂性和异端性的典范。但有学者认为，这个“左翼”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误导的。①《体育皇后》由孙瑜(1900-1990)自编自导。孙瑜是接受过美式教育的电影诗人，他本人被认为是一位左翼的、进步的电影导演，然而他的电影作品却受到左翼电影批评家的极大质疑和严厉批评。《体育皇后》的制片人罗明佑是一位亲近国民党的基督徒，其旗下的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政治倾向有左有右，大部分为商业片。在《体育皇后》中，影片对国民党极右翼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于1934年2月开始)的某些理念予以了支持和表现，而对它的绝大部分则不认同。这部影片主要宣扬了爱国精神，呼吁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应民族团结，同时也赞扬了个人主体。虽然此片允许观看者将摩登都市上海视为一个异域的、腐化堕落的形象.但此片更多地将摩登上海呈现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解放的都市。尽管影片批评“资产阶级锦标主义”②，女主角却是一个出身富裕阶级的女生，影片对阶级斗争的呼吁也显得较为肤浅马虎。这部影片基本上是在颂扬女主角的活泼、朝气和肉感及其扮演者。我们将要讨论和说明的是，在这部影片中，性别话语的重要性如何远超民族、阶级和城市话语，并且这三种话语在影片中都通过性别话语得以表达。影片的女主人公被男性养育、教导、哄骗以及接受体育方面的训练，其生命中的每一次变动都与男性有关，却仍具有自我导向。总的说来，这部影片提供了一个被认可的全新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一被构建出来的新形象虽是中国产的，却也广泛借鉴了外国女性形象，包括好莱坞的“飞波姐儿”。 《体育皇后》中黎莉莉饰演的林璎是一个乡下女孩，在上海一家体育学校求学，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短跑运动员，影片虚构其在全国运动会上连破五十、一百和二百米的短跑记录。某报社(其中一位富有的、受过西化教育的年青男性是她的追求者)以举办远东运动会预赛的名义，发起评选“体育皇后”的活动。林璎极有希望获得这一桂冠，但她在参赛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追求个人荣誉及被富人阶层利用的体育英雄扭曲了体育运动的真正含义，真正的体育应是通过强健自己和队友乃至国人的体魄达到强国的目的，从而放弃了对“体育皇后”的争夺。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将“身体的强健”与“国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可以回溯至19世纪末。③1895年严复就曾将中国喻为“病夫”，随后的几十年里，“体育救国”成为政治家们和知识分子屡屡提及的口号，④如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均认为“强种”才能“保国”。⑤《体育皇后》向观众强调了体育与救国的联系。影片中有十分钟林璎和其父亲谈着这一话题，林璎向其父说道：“爸爸，我知道为何中国不强大了。主要原因是我们体格太弱。”其父答道“你又来了，总要说到体育救国上”。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时，林璎的教练也在课堂上慷慨陈词：“任何人种要自强，其驱动力都是健康的体格。”在影片的第三幕(“特别训练的结果”)和最后一幕，虚构的情节以真实的1933年10月于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为背景，⑥尽管影片的主要情节是以远东运动会预赛的形式呈现出来。影片的最后二十五分钟由一系列画面组成，最先出现的是代表各省的旗帜飘扬在运动会开幕式上的镜头。这里加入了一组蒙太奇镜头，由外滩、汽轮、火车再到运动会上西式的行进方队和拥挤的人群。这组蒙太奇的关键时刻开始于一个中景镜头，镜头是挤在人群中的一位中年男子。顺着男子的目光，镜头转到了黑龙江省旗、哈尔滨省旗、热河⑦省旗和辽宁省旗，所有这些省都于1931年成为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接下来镜头拉近到男子面部，聚焦到他的表情，那是一种可以被解读为传递出悲伤、愤怒和决心的表情。这个镜头被几乎无缝地接在一组男女田径选手比赛的蒙太奇镜头之后。⑧镜头传递出的信息十分清晰：解决民族危机需要健壮的体格。影片尤其对女性身体及其在民族自强计划中扮演的角色感兴趣。尽管1920年代还几乎鲜有女性从事体育运动，⑨然而自19世纪晚期始，对民族强健而言，女性体格的健美已具有重要性且成为自强话语的一部分。严复和梁启超都坚持只有健康的母亲才能生出健康的儿女；因此，梁启超认为女性应该练柔软体操。⑩ 这部电影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及其对体育救国重要性的认同在共和制中国的思想谱系中极具感染力。然而正如张真所言，此片明确的认同也给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带来了模棱两可的贡献。(11)一位国民党发言人将新生活运动比作美国新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12)是对传统美德现代化以及重振国民身心美所作的努力。“为国强身健体”(13)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使“全民日常生活军事化”。(14)《体育皇后》并未详述体育运动与平民军事化之间的关系，却通过一些方式，如用几个镜头刻画童子军来呈现这种联系。童子军这一形式1910年代自英国传到中国，罗伯特·卡尔普指出，“1927年国民党中央集权及标准化中国童子军组织后，将童子军直接纳入国民党控制下，甚至急剧扩张童子军规模，自1934年开始，某种程度上童子军成为中小学的必修课”。(15)卡尔普认为在实践中童子军是一股社会进步力量，但是对国民党中的法西斯成分而言，童子军就像希特勒的青年运动，将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16)全运会上有童子军军乐队的表演，童子军作为仪仗队站立在跑道旁，而《体育皇后》的最后则有一个划变镜头(也称电子拉幕，“划变”是指在相邻的两幅影视图像画面中，出现下一幅图像画面的界线，并去推前一幅图像画面)，先是运动员在操场上列队前进，而接下来的第二个划变镜头便是一大片列队聚集在一起的童子军。由此我们可以读出其中的所指：体育锻炼和童子军训练将促使国家自强，向强大的全民军事化迈进。这部电影也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新生活运动的理念。例如，影片用了两分钟在个人卫生问题上：林璎和她的队友早晨起床后，先在她们的帆布床上做柔软体操，然后刷牙；影片在这里对林璎的刷牙动作作了特写，紧随其后的是两个学校维修工洗脸刷牙的镜头。这种次序呈现出了喜剧效果，但也可以理解为影片对新生活运动卫生学条例的点头称是：“早睡早起，保持面部、手部清洁。务必刷牙并保持头发整洁。”(17)从《体育皇后》公开的政治讯息里，观众并没有发现更多新的、或者是出人意料的有关民族团结以及体育运动与国家建设相联系的讯息。而影片对新生活运动理念的部分赞同不仅与其阶级斗争的姿态——即使是微弱的——相矛盾，也与其对个性重要性、尤其是对摩登、都市和女性个性的明确维护相矛盾。影片中任何认同新生活运动的意图都被这一事实所扰乱——其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大幅度的对传统女性形象的挑战和对新女体的追求想象，坚决地回绝了新生活运动及其支持者们试图让女性回归到端庄、静默、谦卑和屈从的传统角色中去的诉求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