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1895年卢米埃兄弟[Lumiere Brothers]在巴黎的咖啡厅，放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电影，1895年也是日本开始殖民统治台湾的第一年。从台湾的历史视域来看，殖民统治与电影的诞生，有着某种共时性的孪生关系。 在电影还是默片的时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戏院通常会聘请一名“辩士”，也就是在戏院内同步向观众解说电影剧情的解说员，辩士这个称谓源自于日本，上海人则称为“解画人”。日据时期台湾戏院放映的电影，虽然也有西方和中国电影，但主要还是以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新闻片与剧情片为主，这些影片当然是为了教化台湾人，成为效忠日本天皇的“皇民化”电影(此处所指的皇民化为广义的解释，日本于1936年9月才正式推动皇民化同化政策)。当时台湾戏院的后座，都会有日本警察和消防队员坐镇监督，以预防台籍辩士借机煽动民族/民主运动，然而有些台籍辩士还是会在“翻译”电影剧情时，以插入“暗语”(俚语)的方式，将原本殖民统治者想要教化被殖民者的电影剧情，翻转为对殖民者的嘲讽，或是向戏院内的观众，传递台湾农民如何被殖民者剥削的悲惨处境。戏院内了解这些“暗语”的观众，通常会以大笑或鼓掌等肢体语言，响应台籍辩士对电影内容的“曲解”。 台籍辩士藉由“暗语”与观众建立另类对话的互动方式，或许会让我们联想到——在当代被层层监控的网络世界中，许多网民同样会发明一些类似密码或同音字等“暗语”式的文字，穿透网络监控的严密封锁，进行网络上的对话与串联活动。 我重提这段电影与“翻译”的历史，并不只是为了介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籍辩士如何借由“暗语”去“曲解”殖民主义电影，以及通过“曲解”殖民主义电影翻转殖民统治者企图教化被殖民者的逆反策略。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被殖民者的观众，在同时“观看”殖民主义电影和“聆听”台籍辩士“曲解”电影内容时的感知经验中，可能会扩延出什么样的后延效应？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境——观众与影像和声音的关系，在既是音画分离又同时是交互混杂的状况下，每一个观众脑海中所重构出来不同的电影“故事”(叙事)，在观众离开戏院后，它们会以什么样的变相形式扩延出去？ 非物质性“电影” “记忆残像”、“记忆残响”——逆反与扩延行动 相对于拥有操控影像视觉暂留科技的殖民统治者，对于那些没办法掌握摄影工具的被殖民者，当他们要向他人诉说他们“看过”和“听过”以及经过他们重构后的“电影”时，他们所能依据的只能是个人脑海中的“记忆残像”与“记忆残响”，我说的“记忆残像”与“记忆残响”是指——我们的记忆不但不可能是完整的，同时每个人脑海中在重构和“再叙述”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增删、改写、编造等“再翻译”与“再想象”的现象，因此当观众要转述他们“看过“和“听过”的电影时，他们所诉说的已是经过他们“再翻译”与“再想象”后的电影。另外就声音的物理性而言，任何曾经发出过的声音，在不断折射与反射下，并非消失至无声，而是以我们耳朵无法听到的频率和“残响”的形式继续地扩散。 循着这个联想，我们可以继续想象另一个可能的情况，就是一部殖民统治者企图教化被殖民者的电影，经过台籍辩士的“曲解”后，因而引发每一个观众“再翻译”、“再想象”和“再叙述”的电影，很可能会演变出——无数部反殖民主义的“非物质性电影”。这些“非物质性电影”，或许也可以说是通过“再叙述”(声音或文字等)的传递过程中，不断扩延与变相的“传说与谣言式电影”。我所谓“传说与谣言式电影”的意思，并非指“谣言”原先的负面意函，而是指其“无中生有”的发明性。这些“非物质性电影”在观众不断转述与传递过程中，形成的微型串联行动——亦是对殖民主义一次无法估计范围与扩延效应的翻转运动。 接下来，我先放一段1931年“蒋渭水——台湾大众葬葬仪”纪录片中的片段。这部无声的八厘米影片从1931年拍摄后，一直要到2005年公开发行DVD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这部被埋藏已久的影片。看这部纪录片前，我要先在这里感谢蒋渭水的后代，也是台湾年轻艺术史学者与艺评家的蒋伯欣，提供给我相关的数据与DVD。他在2010年4月出版的《艺术观点》杂志上，写过一篇探讨这部影片的文章，文章名为《一九三一凝视死亡与视觉档案》，文中非常详细地说明这部影片的历史脉络与社会背景，同时分析了这部影片在影像上的多重意函。 我先节录蒋伯欣文章中的两段话，作为我们等一下讨论时的前言：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殖民地的人民生命被纳入现代视觉技术的统治与管理”，这部葬礼影片“以身体绕境反转殖民镜像形成了大众视域，留下观看殖民地现实下，幸存与再生的视觉档案，而档案的幽灵性，也在后世游荡徘徊，不断地回望我们”。 接下来我请大家先以未知的直观方式看这段影片，看完后我再简短介绍蒋渭水的生平，这样的顺序或许有助于大家看影片时，可以更自由的去想象。 在没有背景脉络介绍下，大家看这段影片，可能只能知道这是发生在1931年的一场盛大葬礼。参加这场葬礼的人数大约超过5000人，同时这样盛大的葬礼显然需要耗费相当多的“资源”，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源”？这些“资源”又是因何原因而被调动起来？尤其从蒋渭水生前的最后阶段，描述其自身已是：“剩的萧条数卷书，儿女遗孤尤在读”的景况，可以了解到他的家族已无能力自行举办如此盛大葬礼的能力，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人聚集起来参加这场“大众葬葬仪”？ 我放这部纪录片的主要用意是想与大家讨论——在我们思考如何连结当代各种异质的“诸众”[multitude]以及如何创造人的能动性时，或许从“蒋渭水—台湾大众葬葬仪”的例子里，可以读到一些对如何改变当代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具有启发性的方法。我的副标题是“不在的‘肉身’与复数的‘分身’、‘附身’、‘显身和现身’者们”，关于这个副标题，先就第一层的历史事实来说，蒋渭水是因伤寒传染病而过世，当时因传染病过世的“肉身”，必须要马上火化，所以在“大众葬葬仪”中，并没有蒋渭水的“肉身”，而是以其“骨灰”(灰烬)作为葬仪中“在场”的方式存在，但也因为蒋渭水“肉身”的不在，反而使那些主动聚集起来参加葬礼群众的身体，像是连结了蒋渭水精神的“复数分身”，或者说他们是以“被附身者”的方式——集体“显身和现身”在这场葬礼上。在讨论相关问题前，我先简短介绍蒋渭水的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