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2008年第6期曾刊出盘剑先生的文章《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的公共领域分析》(以下简称盘文)。该文称“尝试从编者和作者、集团立场和个人身份的角度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进行分析、讨论，揭示其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揭开这份在中国电影史上既产生过重要影响又充满着矛盾的电影副刊的历史之谜”。①作者主要援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依据，对这一副刊的复杂面目做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其中，有关“媒体立场”与“个人立场”的关系论述尤其令人信服。不过，据笔者这一两年来收阅的相关资料来看，该文有几处关于姚苏凤的重要推论由于缺乏更全面的文献支持而与史实有较大出入，进而也多少影响了该文的总体性结论。本文意在补充有关姚苏凤与《每日电影》的若干史实，也谈谈对这个“矛盾”的人及其主编刊物的一点浅见。 一、关于姚苏凤和《每日电影》的几点史实 其一，盘文中写道：“舒湮关于‘姚苏凤始终是《每日电影》的实际主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②由“应该”一词可以看出，这个结论系作者结合一些史实推断而来。事实的确如此。在此，笔者还可以补充一点确凿的资料。姚苏凤在“文革”期间曾写过一份个人简历，与《每日电影》相关的文字如下： 1932年—1955年，(任)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编辑，我是由上海《民国日报》的同事陶百川介绍进去的。③ 这条文字不仅确认了姚苏凤“始终”在《每日电影》供职的事实，还明确了其任职时间。如果该文字有孤证之嫌(事实上，在“文革”的语境中，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其他有关“始终”的史实笔者已另文详述，可供参阅。④ 其二，盘文中介绍姚苏凤的经历时，对于他在明星影片公司和《每日电影》的任职关系得出如下结论：……基本上可以断定姚苏凤进入“明星”确实是在他主编《每日电影》之后并且是由潘公展派遣的。⑤这个结论是作者对比分析了夏衍、舒湮有关姚苏凤的不同说法后得出的。⑥不过，与姚苏凤写在简历中的事实不符： 1930年—1934年，由周剑云介绍，兼任“明星影片公司”宣传科长，又改任编剧。(我编过《妇道》、《残春》、《夜会》、《路柳墙花》等影片，并导演过《青春线》及《女儿经》的一部分。)…… 我在明星公司任职时，由洪深介绍，认识了“三十年代”电影黑线的老头子夏衍等人，并同他们有所合作。 由此可知，姚苏凤不仅早就供职于明星影片公司，且在《每日电影》发刊后兼任两职。而他与周剑云、潘公展的不同过往决定了介绍他进“明星”的是前者而不是后一位。就笔者所见资料，姚苏凤曾于1928年进《民国日报》主编“电影周刊”一年；同年开始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的自然科学教学视察员，而当时“教育局的局长陈德徵，也就是《民国日报》的总编辑”，“我进教育局兼职，就是由陈带进去的”。⑦也就是说，姚苏凤早在潘公展当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之前就已谋职于此；姚、潘之交主要缘于《晨报》。这一点又要从潘公展的新闻才干说起。据曹聚仁所写，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潘公展曾在活跃一时的《商报》任记者和总编辑，也颇有自己的新闻理念，因而“《晨报》在望平街产生，这是潘公展显身手的一页”。⑧为了争取各类读者，《晨报》曾推出一系列副刊，诸如“晨曦”、“妇女与家庭”、“儿童晨报”等。《每日电影》意在争取爱好电影的读者。因此，当陶百川成为《晨报》的总主笔时，既有电影刊物编辑经验又是国民党内人士的姚苏凤就成了该刊主编的最佳人选。 关于姚苏凤由周剑云介绍入“明星”这一点，姚云先生证实他曾听父亲提及，但不闻其详。笔者在翻阅周剑云所写纪念郑正秋的长文时看到如下文字： “那时我任爱佩团藏书楼主任，职务清闲，可以勤求学问，修养身心，有余暇即为《民国日报》‘闲话’义务写稿。”(系民国日报的副刊，成舍我任编辑；成去，管际安兄继之。该报为上海唯一党报……)⑨ 彼时大约为20世纪20年代初左右，与1928年姚苏凤进《民国日报》任职相距甚远。周剑云、姚苏凤二人不可能有直接交往。但不难看出周剑云与“闲话”历任编辑的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姚苏凤的亲戚管际安。也正是这位亲戚介绍姚苏凤先后进了上海影戏公司和《民国日报》。以此为渊源，周剑云、姚苏凤二人相识甚早就在情理之中。因此，1928年出版的《电影月报》中不时刊出姚赓夔的文章。⑩而《电影月报》是六合影片公司的刊物，理事编辑正是周剑云、徐碧波。周剑云、姚苏凤二人由此长期保持着私人友谊。直到1934年末、姚苏凤因《青春线》失败等原因离开“明星”后，仍然如此。 鉴于盘文主要以夏衍的回忆录为依据，笔者在此附带说明一点：该书中有关姚苏凤抗战期间去向的描述(没有离开上海)也与事实有出入。实际上，姚苏凤于抗战爆发不久即离开上海，辗转武汉、香港至重庆，直至抗战胜利方回上海。 其三，盘文推断：“1934年12月以后左翼影评人之所以全部退出《每日电影》、倡导‘软性电影’的新感觉派作家之所以能将他们的阵地从他们自己主办的《现代电影》杂志转到原来猛烈抨击他们的左翼影评阵地《每日电影》上来，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左翼影评者们自己相互之间‘打’起来了！”(11)这一推论已突破了主流电影史囿于政治立场对“软硬之争”的评论，基本还原其文艺观念冲突的本来面目。不过，据笔者浅见，将左、右两路人马在《每日电影》的一出一进主要归于左翼“内战”似嫌简单，容下文专述。这里先讨论另一点：能否以1934年12月份为分水岭来说明《每日电影》换了天地？ 事实上，1934年6月开始，“软性电影论”倡导者黄嘉谟的文章已频繁出现在《每日电影》——此前也偶见其文，署名“嘉谟”的影评一月内竟有十八九稿之多。这与其执编的《现代电影》于1934年6月15日终刊有关。6月28日，黄嘉谟的长篇论文《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开始连载；而此前一天，唐纳的《清算软性电影论》刚刚载完。至7月6日，《每日电影》却刊出启事： “关于‘软性论’论争文字，在他报上已渐舍理论之研讨而变为恶意的谩骂。本刊虽弥觉此项论争有展开的必要，然在他人敌意之下，不能不默尔而息。自今日起，关于该项稿件，一律停止刊载(即嘉谟君《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一稿，亦不能不从此割爱。)谨此志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