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一部影片的“观众” 1936年12月25日,上海《申报·本埠增刊》开始推出艺华影业公司的广告,预告由方沛霖导演、黄嘉谟编剧的《化身姑娘续集》将于西历1937年元旦在派克路卡尔登影戏院隆重上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申报》上关于《化身姑娘续集》的广告每天一变,到正式上映的1月1日,影片的广告又从“本埠增刊”“变身”到了《申报》的头版,占了整整一版的篇幅。接连几天的广告,除了用图片和文字突出“化身姑娘”袁美云“兼饰三角、忽男忽女、千变万化”的“离奇奥妙”,还特别把半年前在北京路贵州路口金城大戏院首映原本《化身姑娘》的盛况搬出来吆喝,称原本《化身姑娘》观众计有八十万之多,是当之无愧的“突破一切记录的喜剧之王”;所以然,片子的续集也必会“场场客满,天天拥挤”。① 原本《化身姑娘》的观众是否真有八十万之多,单凭艺华的广告似难定论。影片1936年6月6日在“国片之宫”金城开映,票价分四档,最低三角,最高一元。设若以平均票价五角计算,那么到6月20日影片被移至上海国片二三轮影院放映为止,《化身姑娘》在金城大戏院放映半月的观众人次大概是二到三万左右。②如果是这样的话,余下的七十七万是不是能被上海的二三轮影院和“埠外”(上海之外)观众补齐呢?考虑到上海为电影之都、金城乃国片重镇的因素,人们有理由对此存疑。不过,话又说回来,围绕八十万观众数的疑问并不能反证《化身姑娘》不是一部颇受当时观众追捧的商业片。影片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从艺华老板严春堂在原本《化身姑娘》上映不到半年就马不停蹄地推出续集上窥见一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严还接着在上海孤岛时期乐此不疲地投拍了影片的第三、四集。此外,从《化身姑娘》下映后的各种即时报道推断,严春堂对影片究竟能否大赚一票估计不足。《化身姑娘》之前,上海娱乐圈内有艺华影业因资金“周转不灵”而致“严春堂售汽车”、“袁美云要加入明星”的传言。③这或许是严春堂在影片正式上映前决定以出售放映权取代拆账分成法的重要原因。原来上海滩电影生意的习惯做法是制片公司与影戏院之间五五对拆,分享票房。但《化身姑娘》却“突破”了这一做法,由艺华“将映权出售,分区倾销”,其中上海映权的价码是五千一百五十元,“买方有联华公司经理及金城十股东”。④唯其如此,《化身姑娘》的放映遂出现了艺华老板因“算盘打错”而只能“看人赚钱”⑤的窘境: [《化身姑娘》]营业兴隆,实在是一樁利市十倍的好买卖。金城大戏院开映十多天,19日为最后一天。当夜结算,共售得一万余元。拆账结果,净得五千六百元左右。除去六百余元的广告费,有五千元相近之数。……艺华主人严春棠[堂]闻此消息,啼笑皆非。⑥ 也就是说,《化身姑娘》在金城一家影戏院的放映“即可出本”,且“盈利信余,稳操左券”,而在上海滩其他影院的放映则会使映权股东们利上加利。如此看来,《化身姑娘》的确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也的确是一部能吸引观众掏钱看的影片。⑦ 令人颇觉反讽的是,这些自己花了钱吃“一杯清凉眼目冰激淋”的影迷们在一些评家那里很快成了“落后”观众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电影观众之有“进步”与“落后”之分,正像电影自有“高尚”与“低劣”般天经地义。《化身姑娘》这部比在“水井里投毒药还要可耻,还要狠毒”的影片,靠的是“无聊之极的故事,来迎合一批落后的色情的观众”,也自然会遭到“进步的观众”所抵制。⑧据此逻辑,那些从都市生活的困顿中挤出零花钱看影片的芸芸众生们,只能秘而不宣地消食自己的“低级趣味”,以免公开后被贴上“落后”乃至“色情”的标签。时间再推后几十年,根据吾国一些权威历史的描述,《化身姑娘》在金城的首映不仅没有像艺华广告自吹的那样“开映十二天卖座还是拥挤”,⑨而且还似乎遭到了正义“观众”的坚决抵制:严春堂和“软性电影分子”们在炮制了“大肆渲染资产阶级男男女女的糜烂生活……充满了猥亵淫乱、变态心理的极端腐朽气息”的《化身姑娘》后,“并未在观众的正义的愤怒面前收敛起来,反而接着拍出了《化身姑娘》的续集……孤岛的时期,还继续拍出了第三集、第四集”。⑩ 一部影片而有如此多种不同的“观众”描述,还真有点应和了西人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的“后现代”说法,即“观众”不过是被批评家、媒体、政治团体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臆想出来的虚构之物”或“虚构话语”:社会科学家们把“观众”看成独立于其他身份(如父母、子女、学生、职员之类)的社会存在;媒体业者把“观众”看成易于操控的稚童;政治团体把“观众”视为经不起诱惑的脆弱群体,因此而有各种审查制度的建立;而左派知识分子们则把“观众”想象成怒目圆睁的斗士。(11)此情此势,真的颇有点大家都在说“观众”,“观众”却在云雾中的感觉。不过,或许也正因为围绕《化身姑娘》“观众”之跌宕起伏的纷扰话语,才使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饶有兴味。 “化身”的愉悦:流行与时尚 无论艺华的广告词“男人和男人拥抱热吻,女人和女人喂脸温存”、“男人生女病,急煞医生;性机能改变,气煞祖父”把《化身姑娘》吹得有多天花乱坠,(12)实际上影片叙境秩序的暂时紊乱皆因袁美云人物女扮男装所致,也就是西界通常所说的“女性易装”现象(female cross-dressing)。银幕拉开,上海滩归国富商张菊翁苦于膝下无孙承继遗产而气息奄奄,大有不日撒手人寰之势。此时张在新加坡打点生意的儿子儿媳产下一女,知其父盼孙若渴,乃谎称所生系子,电告上海,张菊翁顿时神清气爽,病灶全除。时间前闪到十八年后,长命的张菊翁念孙心切,遂电召他名之为“守本”的孙子来沪省亲。于是,真名为莉英的“守本”只能易装来上海接受老爷子验明正身。易装后的莉英“男人女相”,一副奶油小生样,正合了江南的“审男标准”,惹得周璇扮演的朱小姐为其神魂颠倒,以泪洗面。而莉英却是个规规矩矩的“异性恋”(西人流行语straight是也)姑娘,自然不为之所动,倒是暗恋上了来家做客的翩翩少年林松波,后者则心驰神荡在访客李小姐的娇羞中。好端端的一出性别谨严的男女爱情戏却因莉英的易装被搅得风生水起,阴阳莫辨。待到老爷子无意中发现他的“守本”乃是缠胸束乳的“莉英”时,易装的残局才逐渐被重建的性别秩序收起。影片末尾,从新加坡传来真孙诞生的消息,令又一次病重的老爷子顿释前嫌,高高兴兴地目送“化为原身”的孙女携恋人林少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