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头十年中，香港经历了SARS、环球金融危机，本已走下坡路的香港电影工业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2003年CEPA政策的开放标志着内地与香港合拍片不再受内地电影的配额限制，因此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开始“北上”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合拍片马上取代了纯港产片，成为近年香港电影的主力军。但人们不免开始对香港电影这一品牌产生忧虑：首先，香港电影数量由鼎盛时期的年产二三百部下降到每年只有五十余部(包括合拍片在内)；其次，合拍片因为需要打入内地市场，而不得不修改掉很多原汁原味的香港元素和故事情节，创意保守、吃老本现象严重；同时，CEPA规定在合拍片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内地演员，而香港演员又青黄不接(尤其是女演员)；再者，大部分合拍片都是在内地取景拍摄……这些都使得“香港电影已死”的声音不断高涨，香港电影的“港味”已经明显不足。 “港味”，即是香港电影的特色，体现了“香港精神和‘香港性’(Hongkongness)”，①比如周星驰的“无厘头”、成龙的诙谐功夫，都是“港味”的最佳例证。而“香港精神”，则可以从电影的创作层面来理解，其本质是一种对于内容、形式多元化的包容和探索，可以天马行空地大胆表达，主张“拿来主义”并加以修改为我所用，同时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融入各种商业元素的工业化制作，最终凸显香港人的主体性。不久前香港艺术发展局将“ADC艺评奖”的金奖颁给了《从〈低俗喜剧〉透视港产片的焦虑》②一文，引起香港社会的广泛争论，文章就该片“只拍给香港”和粗口“低俗性”的批判之词尤其遭到热议。对此，导演彭浩翔在他的facebook上发表声明进一步强调了香港精神：“我认为香港精神是多元与言论自由……香港电影不应该只有一种颜色，口径与声音。”③自2003年后，香港影评界将这种香港电影“港味”缺乏的状况比作“围城”：“自觉被困的是香港自身，一个香港人既熟悉又陌生，又爱又恨，想出走又总摆脱不了的城市。”④这恰恰体现着后殖民时期香港人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和质疑。内地电影市场对香港的开放，不仅仅带来了金钱，“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中国身份和全球定位”，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重拾“港味”不只是为了寻回香港电影的品牌，更成为建立香港人身份认同，实现自我价值，提升港人主体性的关键。通过十余年的摸索，香港电影人在最近两三年里开始慢慢构建起既不失“港味”，又得以生存的出路，力图实现“突围”。本文将选择几部2012年有代表性的香港电影，就这一趋势进行分析。 新怀旧主义电影的成功 香港影评人朗天提出的所谓“新怀旧主义电影”，是指“它们的共同特色，便是带着一种回溯的眼神，观望同时重构往日的生活人情”。⑥比如《岁月神偷》、《打擂台》、《李小龙》等都属于这类影片。“说是怀旧，其实是创造和期盼，因为当指向的是美好时，‘旧’只是途径，电脑特效更是工具，‘香港应该这样才对’，才是每个观众强烈感受到的讯息。”⑦《桃姐》便是这样一部新怀旧主义电影。 《桃姐》未映先红，在全球获得众多电影节大奖，紧接着受到香港和内地两地观众的认可，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可谓名利双收。该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钟春桃(人称“桃姐”)自13岁起先后照顾梁家四代，共六十多年，却在晚年身患中风，梁家公子Roger在此期间照顾桃姐并伴随她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故事。凭借2008年《天水围的日与夜》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许鞍华，依然延续她特有的文艺片创作路线，用女导演敏锐的触角感知香港百姓生活。同《天水围的日与夜》一样，《桃姐》的叙事风格平实而质朴，如同一位长者向你娓娓道来，加上叶德娴和刘德华这对银幕母子黄金搭档，将一主一仆的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新怀旧主义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对于城市空间的表现。曾经有香港影评人表示，“近数年香港城市空间从香港电影逐渐消隐，或被约化成模糊的背景，甚或可有可无”。⑧的确，其一，正如前文所述，大批合拍片的拍摄地在内地，就连刘德华也感叹：“快十年没有在香港街道上拍戏了。”⑨其二，合拍片多是以大制作见长，功夫片、古装片、都市警匪片等即便在香港取景，也都很少会在香港普通街道拍摄，为追求惊奇景观和刺激的视觉效果，香港电影的城市空间显得华丽有余而真实性不足。Guy DeBord曾提出“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的概念，“指出景观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产品，而这个景观是越来越资本主义式和全球性的，这导致真实经验商品化——一些只能观看而不能经历的非个人经验(impersonal experience which are witnessed rather than experienced)”。⑩当这些非个人经验的景观和陌生的异域空间充斥香港电影的时候，港人又如何从中建立身份认同呢？纵观近年的香港电影，直到《天水围的日与夜》，才集中出现了屋邨、轻轨、社区公园等香港城市空间，这些本土元素让更多的观众重新意识到，香港不单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一个居住着700万人口的密集都市；香港不单有繁华靓丽的维多利亚湾，更有熙攘拥挤的天水围屋邨。《桃姐》也一样，为了将电影拍摄得更贴近生活，影片沿用Roger的现实原型——李恩霖的家作为主要内景之一，用现实中桃姐真正使用过的家具进行拍摄。同时，户外主要选取深水埗的街景，展现那里嘈杂的菜市场、局促的茶餐厅和拥挤市区中的小公园。深水埗是一个典型的香港旧区，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走进这里，也就走进了普通人日常的香港”。(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