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电视剧研究产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其中既有立足宏观层面对中国电视剧进行文化、审美、批评等层面的评价与概括，也有对某部热播电视剧的分析与读解，以及对不同题材、类型电视剧的叙事、主题、人物形象及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层分析。本文以2012年全国重要的学术期刊、报纸、会议上发表的电视剧研究的相关文章为对象，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梳理、总结和归类，认为2012年中国电视剧的研究主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电视剧文化批评的继续深入 对中国电视剧的文化批评的研究，长期以来始终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2012年以来，《电视研究》《中国电视》《当代电视》《现代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以及各大专院校学报、相关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年内各类电视剧的文化分析、艺术批评等方面的有一定见地的文章。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当下我们对中国电视剧所涉及的文化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的了解，而且也更加贴近当下文化建设和艺术批评的现实。其中，许多文章都具有针砭时弊的锐气，对电视剧中所呈现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可以引申的理论话题作出了敏锐的回应和即时的评说。这说明，不仅电视剧创作越来越需要关注现实，而且，学术研究也需要在“接地气”的同时，不断体现学者与当下社会的关注与互动，不断体现学者们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就总体而言，发表在2012年第8期《电视研究》上的《电视剧的文化坚守》一文具有理论导向和创作指导意义，在此文中，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指出：“电视剧除了向观众讲故事和愉悦身心外，还始终传播着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公德等文化信息，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因此，如果我们不去关注电视的健康文化，不追求电视剧的美学向度，不突出电视剧的价值引领功能，就有可能导致人们审美水平和价值观念的滑坡。①在对电视剧创作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很多学者都站在艺术作品应贴近现实、贴近时代、贴近观众的立场上，强调了电视剧应当具备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如在《守望电视剧文艺现实主义的精神家园》一文中，曾庆瑞教授也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当下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认为：“种种问题的发生和存在，固然缘于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其中的主要因素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审美精神和原则与创作方法的坚守与实践都不彻底，甚至于还有动摇，还有背离，乃至于还有背弃。”②因此，他强烈呼吁中国电视剧文艺生产中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另有论者也提出，当前中国的“电视剧创作也需‘走转改’”，“接地气、导正气、顺民气，是‘走转改’活动的精神内涵”③。近几年来，中国电视剧之所以赢得了比电影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观众群，正是因为在荧幕上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品。所谓“接地气”也就是要贴近当下的民生和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它不存在所谓“文化折扣”，而恰恰是需要打造具有中国文化感召力和能满足广大民众对电视剧作审美观照的精彩的荧屏故事。为此，上述观点严肃地指出了电视剧创作应坚守的原则和方向，不仅符合当下文化建设、文化繁荣的需要，也的确是电视剧研究者理当坚守的最基本的人文情怀。 关于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王军强、彭文祥的《论现实题材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审美意识》中结合艺术创作实际，认为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应该在审美开掘方面体现出“从局部刻画走向整体表现”，在审美观念上体现出“群体性与个体性的疏离与融通”，而在审美理想层面，应当是“时代召唤与‘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④。杜伟、李文宁的《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性》则提出，真正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应当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创作的结合”“要凸显独特的人生经历”等⑤。这些文章都从人物塑造的视角出发，指出了电视剧艺术应当凸显的时代意识和现实精神，对于具体创作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另外，关于如何处理电视剧的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矛盾也始终是电视文化批评的一个关注点，2012年翻拍剧、“宫斗剧”的大量涌现使得这一关注点又一次上升为如何续写历史和如何对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作出当下想象的艺术性思考。针对翻拍剧的“文化啃老”和粗制滥造，有学者指出，当前多数翻拍剧投资额度、拍摄成本与产量骤增，市场的有限需求与翻拍剧生产过剩之间形成鲜明反差，艺术水准也难以满足观众的期待，可谓一语中的。同样，“宫斗剧”为了提高收视率而在后宫嫔妃之间的“斗狠斗恶”上大做文章，以批判封建制度为名而过分展恶的现象也受到了学者们的犀利批评，在《“宫斗剧”的文化视点反思》一文中，作者呼吁：“电视剧作为大众传媒作品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文化属性，要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收获和提升，在民族历史文化中发现人性的光辉，传达正确的历史观，而不应该为了收视率而失去人文关怀的立场和态度。”⑥以上批评可以说都非常及时也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当下电视剧创作的问题所在，表现了学者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但同时也对诸如《甄嬛传》一类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再评说，留下了更多歧义纷争的话题。也许，历史消费和对历史影像作合理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今后的创作和研究中还将进一步凸显出其种种悖论。 作为电视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剧的批评和接受也是本年度学者们探讨的主要内容。熊国荣的《电视剧批评话语中主旋律内涵的流变》以电视剧批评话语中主旋律的内涵的演变为主线，勾勒了新时期以来至今我国电视剧批评的主导话语，即“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到‘时代精神’最后到‘所有积极、健康的内容’的变化”⑦。这一论断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不同阶段电视剧批评的主要特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电视剧批评的宏观把握。冯巍的《中国电视剧批评维度的建构》则从微观着手，重点探讨了1990年的《渴望》与《围城》两部电视剧引发的批评，认为这些批评已经较为全面地折射出我们今天所思考的中国电视剧的社会角色、文化身份、意识形态立场和艺术审美使命，以及批评家的价值标准、理论素养和学术姿态等等⑧。作者在全面占有相关批评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严谨，细致入微，通过重新梳理史料从而提炼出自己的观点，为电视剧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维度。2012年度关于电视剧接受方面的研究，学者们主要运用接受美学、视知觉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分析了电视剧受众接受的独特规律和特点。如潘可武从“看”这一视觉行为出发，分析在“看电视”的过程中，视觉与思维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指出“视觉作为与人类的眼睛密切相关的一种心理活动，其主动性、视觉经验、直觉等心理活动不仅影响着创作者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同时还制约着观众对于电视剧的认知与接受”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王黑特、吕梦艺的《电视剧受众批评模式嬗变初探》一文则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国电视剧研究中的受众批评模式进行梳理分析，进而探寻其嬗变的规律，即“经历了无理论支撑的泛谈式批评的萌芽期，引进接受美学等理论后初步对电视剧文本进行批评解读的探索期，运用多种理论(包括中国传统理论)研究、批评的理论自觉期”⑩。以上关于中国电视剧批评和接受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凸显了学者们扎实的学术素养和理论功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电视剧研究的理论建设，然而遗憾的是，整体而言，2012年度关于电视剧批评和受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和下文我们即将谈到的关于类型电视剧的研究相比更显得薄弱，这一领域尚待学者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