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80年代的“想象”认同 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是，中国海外获奖电影具有塑造国家形象的意味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此所说的塑造国家形象并不是中国电影有意而为之，只是在当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情况下，走出国门的中国以及中国电影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识和了解，外国人将中国电影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以此认定电影中的中国就是真正的中国。 曾有外国媒体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业进行过评价，或许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西方世界对中国电影的认识。作为世界上电影生产力最强大的美国在《湘女潇潇》中发现了“中国人在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方面的变化”①，这已然是中国电影为开放的中国所做出的贡献。1988年，《红高粱》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中国电影第一次站在世界电影艺术的最高舞台。当时的德国媒体《斯图加特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金熊进入红高粱地》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张艺谋首次导演的《红高粱》是一部水平极高的影片，其内容是生疏的，如同一个可怖的传说，但是，对于视觉是一种令人陶醉的享受。中国在制片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评奖委员会对此表示赞赏。②德新社也发表报道称，“这部中国影片首映时令柏林电影节的观众吃惊和震惊。该片被评价为中国实行‘新的开放’的证明。”③通过德国人对中国电影首次捧得世界电影最高荣誉的观点，既显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带给世界全新的感觉，也是中国电影成功的制作使得外国看到了今日中国为电影提供的创作环境。不论电影中表现了怎样的愚昧和压制，中国能够对电影中的这种愚昧和压制表现出一种接纳的胸怀，这自身就是中国进步的最好证明，中国国家形象的在银幕上的最好注释。 作为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复杂关系的日本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也对中国电影进行了关注。在1987年举行的“第十一届东京中国电影节”上，日本观众对中国电影显示出浓厚的兴趣。“随着中国影片质量的提高，开始引起电影爱好者们的注目。有一种要取代走下坡路倾向的日本电影和西欧电影的趋势”，“电影评论家小川彻说，中国的电影界人士在认真地思考问题，而日本的电影被商业主义占据了。”④“山田洋次导演说：‘我惊异地看到中国的电影艺术最近出色地实现了飞跃。《老井》可以说是其典型。我们日本的电影也绝不能落后。应该通过相互竞争，向全世界推出优秀的片子。’这表明从交流过渡到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⑤由于中国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末给世界影坛带来的“震动”，也将一个正在蓬勃向上和开放进取的中国推向了世界。在1990年第14届蒙特利尔电影节上，主办方特意挑选了一些中国电影放映。 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进行交流时，各个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问题自然显现。因为文化的差异，国家之间才有了界定的标准，世界的暧昧多义性才有意义，也因为这种差异，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存在着一定距离。中国新时期电影塑造出来的国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这段距离。因此，作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的是包容的胸怀，作为塑造国家形象最为有效手段的电影更应该在差异中寻找共同，从而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我提供银幕上的支撑。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赢来了多方的评论与赞誉。埃菲社发文称，《红高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苏，因为自三十年代的十年黄金时代以后，中国电影一直未能在西方世界获得成功。被称之为“第五代”的青年导演，大部分是这几年锻炼出来的，这一批导演已表现出执导世界一流水平影片的才干。此外，从客观环境来说也是颇为有利，他们比较能自由地表现各种题材，从批评“文化大革命”到公开抨击党的干部，例如《黑炮事件》和《孩子王》。中国新一代电影工作者，代表着一种希望恢复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⑥英国《每日电讯》也盛赞中国电影是“当代电影最富挑战性的力量”，并特别指出：“由陈凯歌导演的第一部影片《黄土地》在1985年香港电影节大出冷门，这预示着世界电影业出现了某种新的出乎意外的东西。令人厌烦的、矫揉造作地宣扬正统政治观念的中国影片一夜之间变得富有诗意、意义含蓄和让人乐于观赏了。”⑦ 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取得的荣誉也让很多国外华侨、华人感到欣喜。纽约《中报》发文：中国新电影工作者的成就，一方面是内容的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形式上的突破，大胆地利用电影的语言去表现新的素材。他们一方面回归现实，但另一方面又透过电影的艺术技巧，将现实夸张与提高，溶入了西方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在主题上，他们的特色是利用不同的素材，刻划人的种种处境，对官僚制度不惜加以无情的嘲弄。他们的作品，一方面个人风格突出，但却又充满了民族与泥土的气色。⑧对于中国电影如此专业的评价，显示着海外中华儿女对中国电影取得的成就的赞扬，中国的强盛也是海外华人、华侨在异国他乡能够获得自信的一个精神支撑。 纵观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对中国新时期电影的评价，除了从电影艺术自身给予高度赞扬之外，也对一个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在随后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海外获奖的电影越来越多，通过电影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固滞的局面，电影对中国的对外交流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分析其中的原因发现，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标准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无疑也表露出全球化大融合时代的到来，而中国电影必须面对挑战，从而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安全可靠的国家形象。自从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第一次代表中国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以来，中国电影逐渐开始成为世界观众瞩目的焦点。随之而来是《菊豆》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威尼斯荣获银狮奖，《秋菊打官司》获得金狮奖，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而田壮壮的《蓝风筝》虽未参赛，但在电影节上映时受到好评。同样也是在1993年，谢飞导演的《香魂女》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1994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获得第四十七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大奖。在《霸王别姬》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后，法国当地的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报道。法国《世界报》称，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银幕上放映的亚洲电影主要是日本影片。今天，这个位置已经属于中国人。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就有三部盼望已久的中国影片。一部来自北京，一部来自台湾，第三部是电影节受到好评的未参赛的田壮壮的《蓝风筝》。⑨法新社则连续几日发文报道《霸王别姬》引起的轰动以及导演陈凯歌，其中的一段文字描述了陈凯歌获奖以后的想法。陈凯歌要求西方人给予新一代中国电影艺术家以关心，这一代艺术家是在“文革”期间长大的，他们想把自己对人的本性和中国社会的看法告诉世人。⑩陈凯歌在戛纳表达了他被授奖的喜悦和感激，同时也流露出一位电影导演在创作方面遭遇的种种阻碍，这些阻碍和限制在某种情况下会对中国电影所塑造的国家形象产生某些不利的因素。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既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一种精神的负担，“第五代”早期国际获奖电影既是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在批判和反思历史。“《霸王别姬》描写的是一曲以京剧和历史为背景的三角恋爱故事。它以对中国政治和文化历史的尖锐分析，对故事的隐私性和轰动效应性的出色把握和糅合而获得好评。”(11)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陈凯歌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京剧的魅力。西方电影观众对中国艺术的关注，体现着文化差异性带给人类的某种心理追求。当《霸王别姬》于1993年5月19日在戛纳放映结束以后，全场观众起立，热烈鼓掌长达十分钟之久，掌声稍停之后，又有人高喊太棒了，全场观众又第二次鼓掌致意。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既是中国电影人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西方观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京剧的优美音乐、各种唱腔、精彩的打斗和绚丽多彩的脸谱更使这些洋观众们目不暇接，看得眼花缭乱。”(12)因此，对于京剧的真正了解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仍然是中西方交流的某种障碍，西方观众为之欢呼的只是京剧带给他们那种视觉上赏心悦目的精彩，满足了西方文化下的消费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