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中国社会及个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尤其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肉体和精神伤害更是严重。“文革”之后，如何卸除个人与社会的沉重的“历史负担”成为新时期首先面对的课题。第三代与第四代影人率先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他们从各自的人生经历、社会角色、文化立场出发，回望“文革”，前者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以新的国家体系的代言人的身份“发言”；后者从“人”出发，在宏大话语中还原个人、个体，在影片中寄予他们的人文理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五代与第六代影人成为“文革”影像叙述的主力军，以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以史诗化的叙事，表现历史中的“人”；以胡雪杨、姜文、管虎、路学长、张杨、章家瑞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以个人化、情绪化的方式，讲述他们自身与“文革”有关的成长记忆。 本文试图在一种比较研究的视野下，结合不同代际影人的生活经历、创作背景，采用作者研究、作品研究、文化研究等方式，研寻四代导演不同的群体文化心理，即第三代的“革命创世情结”、第四代的“共和国情结”、第五代的“红卫兵情结”、第六代的“伤害情结”和“怀旧情结”，从而透析他们的“文革”叙述在主旨意蕴、人物图谱、文体特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与延续。 一、文化情结与主旨意蕴 (一)第三代：“革命创世情结”与家国神话 “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提出的心理学术语，是指“由一些被意识压抑的意念(即无意识的思想、感情、知觉、记忆等)所组成的具有类似核心作用的复杂的心理现象。它能吸附许多经验，使当事者的思想行为及情绪易受这种情结的影响而遵循一定的方式进行，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①。 第三代导演(代表人物：谢晋、郭维、鲁韧、赵心水、王炎、李俊、谢铁骊等)多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成长于民族动乱、生死存亡的年代，这使他们的阶级意识、民族救亡意识早早地觉醒，同时，他们又是看着好莱坞、“鸳鸯蝴蝶派”和“左翼”电影长大的一代②，这些经历构成了这一代艺术家早期的文化、心理准备，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日后电影中传统结构下的家国叙事奠定了基础。他们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的一代。他们亲自参加过战争、革命，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下通过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创世神话”——人民翻身做主、中国社会翻天覆地、新生的社会主义欣欣向荣。他们欢欣鼓舞，真诚感恩，感谢党，感谢“革命”，感谢社会主义。他们身上本然地具有一种“革命创世情结”。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体、政权革命已经取得成功，但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意识与新政权的需要相比还显滞后，新政权还缺乏一定的社会思想根基。对于新中国来说，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加强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这场“革命”才刚刚开始。他们将这种“革命创世情结”投射于艺术，以投身艺术的方式投身“革命”，通过“革命”的想象，将“革命”、“继续革命”的意识深深植入每一个家国成员的思想深处，从而在个人与新创的国家之间建立起认同、归属感。 第三代导演的“文革”叙事是在一种家国同构的叙述中进行的。在“反右”、“文革”的“极左路线”下，大部分第三代导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诬为“反革命”。他们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受难者。他们目睹了国与家的破坏，目睹了“阶级斗争”的残酷与惨烈，承受了肉体与精神上的非人折磨，他们蓄积了太多的痛与恨。所以，他们的影片充满了悲愤的情绪和控诉、宣泄的激情。作为怀揣炽热、真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代，在悲愤控诉之余，又为“拨乱反正”后的国家高唱赞歌。第三代的“文革”记忆从党、人民、国家等价值理念出发，将所有的苦难倾诉、社会批判都框定在对党、人民、祖国的价值皈依之下，从而建构起关于家国灾难到家国重生的国家宏大叙事神话。 (二)第四代：“共和国情结”与人文情怀 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杨延晋、黄健中、吴贻弓、滕文骥、丁荫楠、谢飞、张暖忻等)主要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左右，是与共和国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其人生观、社会观和美学观都烙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痕。第四代导演的童年、少年时期适逢共和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期，那时的理想、信念、真善美等价值观念和时代气候对他们的影响深刻。这使得第四代导演“总把新中国母亲看得很理想，很美好，很亲切，千方百计想把这种‘情结’投射在银幕作品中”③。“我们这批导演有很浓郁的理想色彩。金色的童年、玫瑰色的少年、乃至自己的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却，常常在创作过程中闪现……尽管我们也尝到了‘十年浩劫’的腥风血雨，但50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信心、人与人的关系、诚挚的追求、生活价值的赢取、青年浪漫主义的色彩等等，这种‘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积极向上的参照体系，总不肯在心里泯灭”④。这种“共和国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所以，虽然第四代导演当年也曾卷入“文革”，但这种“共和国情结”却使他们与具有革命英雄主义情结的第三代影人的“文革”记忆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种“情结”使得他们对“文革”、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控诉与批判要温和许多。 第四代导演大都受过大学的高等教育，这也与第三代导演主要靠短期集训和在实践中摸索、学习的情况大有不同，他们是中国影坛第一代“学院派”，更具有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关怀与气息，而且他们的创作黄金期主要在新时期之初，宽松的政治气候使他们急切的创作冲动得以自由舒展。思想解放、文化启蒙、人道主义大论争的社会语境，不仅为他们电影形式上的创新、“现代化”提供可能，更为他们的主体意识、人性主张、人文内涵奠定基础。在他们的“文革”叙述中，国家宏大话语开始减弱，时代人文理想明显增强，注意从“人”出发，在宏大话语中还原个人、主体，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反思、批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