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5-0034-06 电影诞生之初，其记录功能就得以凸显。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放映的《婴孩午餐》、《火车进站》、《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短片，就是对各种生活场景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再现。它们既标志着电影(特别是纪录电影)的正式诞生，也奠定了电影创作中纪实美学传统的基础。同样，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则是一部京剧舞台艺术纪录片，它既标志着中国民族电影的诞生，也开启了中国纪录电影创作拍摄的先河。在一百多年来世界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纪录电影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新闻纪录片、历史文献纪录片、人物传记纪录片，还是政论纪录片、人文地理纪录片、舞台艺术纪录片等，都有不少精品佳作流传下来。其中特别是新闻纪录片、历史文献纪录片和人物传记纪录片，在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现时代风云和历史变革等方面，往往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具有独到的价值。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笔者有幸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观摩了由香港民新公司拍摄的《黄花岗》(1924)，百代东方公司拍摄的《北京孙中山先生之丧事》(1925)和《孙中山先生出殡西山》(1925)，三民影片公司拍摄的《革命军战史》(1928)和出品单位不详的《济南惨案》(1928)，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艺术队拍摄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伐工作记》(1927-1928)，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拍摄的《总理奉安纪念》(1929)，东北文化社和东北新闻影片社拍摄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晋京纪念》(1930)和出品单位不详的《日军铁蹄下的淞沪前线》(1932)，联华影片公司拍摄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1932)，中央电影摄影场为纪念孙中山逝世16周年编辑的《国父奉安》(1940)以及由黎民伟根据自己拍摄编导的《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8)而重新剪辑配音的《勋业千秋》(1941)以及美国人爱迪生拍摄的《八国联军在中国》(1898-1903)，美国人怀特编导的《中国近代史》(1960)以及由YORKSHIRE TELEVISION制作出品、具体年代不详的《为中国而战(1900-1949)》等一批中国早期纪录电影和国民革命影像档案，确实获益匪浅。由此既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早期纪录电影创作发展的概貌，也对孙中山等一些革命先驱者的革命活动和历史贡献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窃以为，这些纪录电影的时代意义、历史价值和传统延续，及其为今天纪录电影创作所提供的经验教训等，均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总结。 纪录电影的特殊功能使之能成为“国家相册”，因为它能真实地记录和生动地反映一个国家与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所以纪录电影的创作拍摄就应该鲜明地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风貌，把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重要的历史变革及时记录下来，使之成为独具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精心保存下来的早期纪录电影与国民革命影像档案，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能使我们更加直观、清楚地了解和认识当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其中那些反映国民革命的纪录电影不仅真切生动地记录了当年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之实况，而且也记载了一些革命先驱者的活动和贡献。 例如，《北京孙中山先生之丧事》(1925)、《孙中山先生出殡西山》(1925)、《总理奉安纪念》(1929)、《国父奉安》(1940)和《勋业千秋》(1941)等一些记录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以及他病逝以后各方举办丧事、进行吊唁的纪录片，一方面真实地表现了当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部分历史情景，展示了其人格风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孙中山病逝以后，前来吊唁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人们对他的哀悼和怀念，也是对其革命功绩的肯定和革命精神的赞扬。又如，《革命军战史》(1928)、《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伐工作记》(1927-1928)、《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1932)等一些有关北伐军、十九路军的纪录片，也真实地记录了当年革命军将士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各种战斗场面，从而让各个历史时期的观众都能看到许多革命先驱者为打倒封建军阀、改变中国命运以及为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而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的革命意志和献身精神均通过银幕形象保存下来了，至今仍然令人感动。同时，这些纪录片之拍摄，也“很好地说明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于全国人民的深刻影响，连一向背离时代精神的当时中国电影界，也开始注意起革命来。”[1]显然，正是社会变革和民族危机推动着电影界开始转变创作方向，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和民族命运。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促使更多的电影工作者“猛醒救国”，拍摄了一批诸如《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1932)这样的纪录片，这批影片在内地和南洋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和舆论的肯定赞扬。”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南洋爱国侨胞更是以空前的热情欢迎抗日影片，派专人来上海向影片公司购买抗日影片拷贝，甚至还专门配制了粤语说明。抗日片的摄制，说明中国电影界在民族矛盾尖锐化的面前，已经开始朝着进步的方向转变。”[1](181)的确，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爱国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