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国家的认知，它大多包含有国家表情的成分。所谓国家表情，也就是一个国家形象及其气质的一种人格化的表情意味，人们提及或者联想到一个国家，也就会自然浮现该国家一种典型性、标识性和符号性的人物表情及其与该国家特有的风土人情相互配合而成的视觉意象。它是根据经验以及想象而形成的，在一种准确和误读之间不断摇摆或者修正，并怀有不同的认同情绪。 在如此国家表情中，电影表演有着特殊的功能意义。在国际交往不多以及入境游客稀少的国家之中，除了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表演之外，电影表演也就基本上成为了外界认知的主要通道，电影中的演员表演成为了该国家普通民众以及人文风情的形象代言人，演员表情以及表演成为人们辨别和体认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即使在国际交往密切的发达国家，也会有意识或者潜意识地培育电影表演的国家表情作用，并通过它实现一种文化领域的软实力以及扩展到经济领域的宏观利益。它包含着深刻而微妙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动机。 在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发展过程中，演员表演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中国国家表情的角色，尽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国际交往的迅猛发展，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而且，它的分量越来越弱。从八十年代“第五代”“寻根电影”阴郁而焦虑的表演神情，到九十年代“第六代”“状态电影”茫然而放肆的表演神态，到新世纪“冲奥电影”人偶尔华丽的表演奇观，它都与当时的其他各种国家表演元素共同作用而形成了中国表情。毫无疑问，这些电影表演以及表情大多是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体现的是“汉文化”的故事以及生活形态，它自然也是中国国家表情的主体部分。需要关注的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演员表演，在新时期电影表演的国家表情传播过程中，也有着特殊的功能作用。尽管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还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同饶曙光所称： 我们有关少数民族电影的很多争论，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一个是创作身份，到底是不是一定是少数民族省份的导演拍的？我觉得不应该以这个衡量，另外很多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标准，就是少数民族电影一定是表现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也很难界定，因为对文化本身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变化，文化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在面临着一个现代环境下的裂变，这种裂变当然也产生了很多困惑，尤其是当艺术家来审视这些事，它也会有一些审美。① 少数民族电影的演员表演以它特有的文化气质，使中国电影打破了“汉文化”的国家表情，在中国版图内展示了一种“异域”、“异族”的表演风貌，是一种中国电影的“他”表演和“他”表情。它使国外观众对于中国电影以及中国的认知中，了解到中国国土的辽阔、民族的众多以及中国文化的必然性，除了“汉文化”所演义出来的国家表情，还有少数民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国家风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演员表演，成为了体现中国国家表情丰富多样的一种形象代言人。陈墨如此评述近年拍摄的少数民族电影《碧罗雪山》： 在我们这个时代，《碧罗雪山》难得的是它真的去凝视一个民族的生活，而且沉思。这部电影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第一个维度是可当民族志看，也就是民族学的观点。因为它是讲傈僳族的故事。其次，也可以从人类学的观点去看它，因为它实际上用人类学的眼光看人物、讲故事。它并非真要为傈僳族写志，故事中的人只不过是傈僳族中的一个部落，一个很封闭的部落，作者是在研究这个“民族/部落”的生存状况、生态状况，去凝视、沉思和表现原生态。非常了不起的是，作者的心态非常沉静，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政治人类学的生动内容，那就是其中错综复杂的权利线索及权利博弈：老祖宗的权利、年轻人迪阿鲁的权利、有钱人暴发户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有漂亮女儿人家的权利，当然还有普通村民的生存权利等，各种权利都在展开博弈，呈现出生存斗争的真实状貌，但遗憾的是，都没有深入进行下去。再次，影片的重点，当然是生态人类学，即对生态和人类之间关系的考察。生态片的真正意义是考虑傈僳族会按照原生态那样去做。人杀熊，熊也杀人，共有同一个家园。熊被人杀了，人又被熊抓了、吃了。在那样一些部落里实际上被认为是正常的现象。这个部落有多少的历险都是不奇怪的，生存如同悲壮的史诗。② 这部“讲傈僳族的故事”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涉及了“民族志”、“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这个部落有多少的历险都是不奇怪的，生存如同悲壮的史诗。”显然，它与表现“汉文化”的电影及其表演有着显著的不同，“它真的去凝视一个民族的生活，而且沉思”，展现了另外一种的中国表情。这里，只要是一种平实的表演形态，它就会被观众认为是真实的少数民族生活面貌，这样就具有一种真实的感染力以及冲击力。它是基于陌生化或者遥远化的“他”表演和“他”表情，演员只要表现出一种质朴的状态，也就构成了真实化效果。如同中国观众原来对于伊朗电影的认知，郑洞天称道：“以前我们诧异于伊朗电影中大量非职业演员那么出彩，我后来去了伊朗才了解到，包括阿巴斯在内，他们的影片里并不都是非职业演员，他们有许多优秀的专业演员，只是我们看看他们像非职业演员而已。”③在此，一方面是由于伊朗电影的朴素表演风格以及“有许多优秀的专业演员”，另一方面也是陌生效应所出现的误读，而在普通电影观众的心目中，它更会被误读为它们就是伊朗人的真实生活。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会产生如此的“想象”甚至“虚幻”，从而使演员表演也具有了“民族志”、“人类学”的意味。它的国际传播效应，除了说明中国有着众多民族的缤纷表情，也暗示了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之中，其实“汉文化”也有着多样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