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地区电影史与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由姚克编剧、朱石麟导演的《清宫秘史》(1948)无疑是“重要”的。该片从晚清宫廷中的家庭伦理关系入手，由家而国、家国交叠，通过讲述光绪帝、珍妃与西太后慈禧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戊戌变法”与“庚子事变”的历史风云。就香港电影史而言，它是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导演和演员的大制作，是第一部正式在国际电影节和国际电影市场上亮相的中国香港电影①；但它更大的声名，却来自曾经的最著名“卖国”影片的标签，“文革”中对它的批判不仅是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更远远溢出了中国电影批评史的范畴。香港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但社会与政治的差异又使其具备了独立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这在1949年之后体现得更为明显。《清宫秘史》的重要性与其说取决于影片本身，不如说源自它1948年-1967年在冷战格局中的不同时空里的反响与激荡：它跨越1949年、跨越内地和香港地区之间地理与政治的边界，并在这过程中被加诸了种种外在符码；同时，它的接受史又昭示和强化着这些时空界限的存在。 本文将以倒叙和对照的方式对《清宫秘史》的相关人事展开讲述，这种“抽丝剥茧”式的探究无意去论证历史的某种“本来面目”，却试图呈现影片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冷战时空中被塑造，并牵涉出两个关键问题：(一)“批判-回应”如何突显与促成陆港之间政治、文化与心理的边界；(二)冷战时期香港左派电影与共和国政治的脉络交错。 一、北京·1967年·一笔旧账 1967年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批判，始于3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5期上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该文对《清宫秘史》的批判翻的是十几年前的“旧账”，针对的是“一九五零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甫一开篇，作者就不由分说将影片定性为“反动”，最有力的证明来自毛泽东对该片“卖国主义”的评价，而与之针锋相对的“爱国主义”的评价自然就成为“反动文化的大反扑”。这两种意见的交锋就成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严重的斗争”，作者更以“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的论断来彰显斗争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1950年《清宫秘史》上映后不久就对之做出了“卖国主义”的评价，这个“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本早于1951年对于《武训传》的批判，也早于1954年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却被“活生生地扼杀了”。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及“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至今没有被批判”②，但这样书面的批判指示仍旧未得到执行。 然而，“欠账总是要还的”，文章指出《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这意味着对该影片的批判以“算旧账”的方式展开，同时被纳入“文革”这一政治运动之中。“算旧账”这种批判方式本身富有意味，它包含着对某段历史的清理和重述；在效果上，它调动时间差所累积的历史势能来增加言说的力度，具有煽动性。《清宫秘史》随即又在全国影院“批判公映”③。 “算旧账”固然是为了讨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对一部影片的不同认识会被认为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为什么要统一人们对影片的认识？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政治脉络里为什么重要？ 对影片“卖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两种评价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因为在戚本禹看来，评价背后是两个阶级历史观的斗争。《清宫秘史》作为历史题材影片，以清廷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珍妃为主要人物，从清廷内部斗争的角度，讲述清末历史，最大程度地集中了“无产阶级革命史观”所必须处理的三个问题：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藉由他对影片的政治化解读，供批判用的“反面”答案赫然呈现：对帝国主义寄予幻想；对义和团运动丑化和诬蔑；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有同情——这就是他在文中反复强调的“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 近年来有研究者考证指出：当时所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未对《清宫秘史》作出“爱国主义”影片的评价④。但无论如何，除了党内政治斗争之外，对《清宫秘史》“翻旧账”式的批判更意在通过“区分敌我”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树立和强化“无产阶级革命史观”。树立无产阶级革命史观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思想战线担负的核心任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虽然，“算旧账”针对的是建国后国内对反动影片的“放映”与“赞扬”，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清宫秘史》本质上就是“反动影片”时，作者以该影片的“摄制公司”反动、“作者”反动来为之佐证。文章指出拍摄方“永华影业公司”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编剧姚克。他将姚克认定为影片的“作者”，对该片的“反动”负责：“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往香港地区。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