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三位前辈致敬！五十年来，《中国电影发展史》让不少初学者受到启蒙和教益，成为传承中国电影史研究成果的重要源头。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这部史著，不难发现留有时代局限的鲜明烙印与诸多缺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可能忽略了，在初版、再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扉页上，始终印着“初稿”两字。这表明作者持有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用作者在引言中的话来说，这部“远非完善”的初稿，是在当时条件下“所作的第一次的、极为初步的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它为自己所规定的目的，仅仅在于就我们目前所可能搜集到的材料，并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在我看来，作为较早涉足中国电影史研究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的拓荒者，三位作者笔下所勾画的中国电影史轮廓，贯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线，基本上是从政治层面梳理电影发展历程、评价相关影片、臧否历史人物的。本书引言开宗明义，在引用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一段语录之后，强调“电影历史的发展，虽然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归根结底，它也仍然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基于此，全书研究视角及叙述框架便得以确立——“为社会主义、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斗争的进步电影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壮大，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和一切反动的电影文化之间的斗争，这就是世界电影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循此思路来立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这样所造成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中国电影历史丰繁复杂的构成绝非单一的政治性考量所能给予阐释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聚会纪念《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五十周年，主办方冠名为“重写电影史”的缘由。 然而，我本人不怎么认同“重写某某史”的说法。“重写”两字意味着重新开始、推倒重来，有一种“清空归零重启动”的姿态。扪心自问，我们潜意识中是否蕴含着学术论著“定于一尊”的误区呢？应该说，电影史著作永不嫌多，研究电影史的出发点与方法永不凝固，对于湮没史料的发掘与解读永不会终止。说到底，无论学界、业界、全社会并不指望出版一种“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电影史。那么，与其说“重写”，不如说“再写”，后人可以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扬弃，有理有据有信服力地再写自己所认识的电影史。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就有的灯影、皮影戏一类光影娱乐，曾被视为电影的前身。然而，自19世纪末电影登陆上海之时起，民间就唤作“西洋影戏”，明显属于舶来品。到了20世纪20年代，国产电影方兴未艾。舆论呈现一派乐观：“溯自欧风东渐，美雨西来，我国电影事业，遂如风起云涌，纷纷步武。此数年间，制片公司之组织，不下数十家。此足为我国电影前途贺，将来与欧美并驾齐驱，亦未可料。”①中国电影拓荒者郑正秋先生也放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 西洋影戏远道而来，促进了中国民族电影从无到有的发展。在中国电影历史进入第二个百年之际，有必要回顾中国早期电影是如何一步步接受外来影响的。 一、机件引进 中国人接触电影是从看西洋影戏开始的，外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两个阶段。起初是零散放映，确凿无疑的记载是1897年7月，美国片商雍松来到上海，假座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同年9月5日出版的《游戏报》发表《观美国影戏记》，记述的正是雍松在奇园放映影片的内容及作者的观感。接下去是规模放映阶段，这时轮到西班牙人雷玛斯登场了，他也是靠放映起家的，在青莲阁茶楼经营得法，遂于1908年选址乍浦路建造250座“虹口大戏院”，成为上海第一个正式经营电影院的商人。雷玛斯日后拥有大小电影院近十家，控制了上海半数以上的电影市场。程步高曾描述其尊容：“口衔雪茄，西装笔挺，皮鞋光亮，完全绅士风度，但眉目之间流气隐约可见，好一个强盗扮书生。”旧上海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雷玛斯便是在电影业挖到第一桶金的大亨。 电影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拍电影离不开摄制器材的配置。中国本土最早一家制片机构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可谓捷足先登。据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原》记载：“环球影片公司，美国著名四大公司之一也。当民十一之冬，曾派多人来华，摄《金莲花》外景。一行人众，逐日出外摄取风景，则委托商务印书馆代为冲洗。往来既稔，并许商务派人随往参观，历至京津等处约六阅月。片成，环球行人归国时复将其所携之碳精灯及最新式机器倍尔好华等，贬价售予商务。商务派出参观各职员如任彭年等，积数月之学问，始知影戏中有所谓导演员、有所谓化妆术，更有所谓内心表演、摄影技巧等等，不禁如大梦初觉，顿悟影戏乃为一种有组织的艺术，绝非中国向来胡扯乱诌之文明剧可比。”②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高度评价此事的意义：“在电影被认为‘冒险事业’而‘无人过问’的当时，为初期中国文化事业的垄断者之商务印书馆居然盘进了美人的机件。这种措置显然是出于土著资产阶级之深远的商业眼光。商务印书馆得到了独立的生产机件与技术人材(包括演员)，便也具备了产生土著电影之必要的主观条件。”③ 该时期涉足电影制片的另一家企业明星影片公司，就不如商务印书馆那般幸运，派出专人赴海外采购拍摄器械。1922年，《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缘起》称：“天下事易于坐而言，难于起而行。故一面托人往欧美实地调查，一面物色有戏剧经验之造意人才，并物色有戏剧经验之导演人才。更向美国聘请近时著名摄片技师，并鉴定美国最新式摄影器具及一切制片机械，今已陆续布置完备，调查报告亦已得到。爰敢决然组织，招股创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