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本文将全球化和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趋势，并试图通过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使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化。根据马克思首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以下简称《大纲》)中所制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他将在最后一本单独的书，即“后半部分”(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国际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危机)的第六册书中，讨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危机问题。然而，马克思之后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没有对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予以足够重视，特别是第六册书，它不过还只是一个尝试性的简述而已。实际上，在始自19世纪末期的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辩论历史中，马克思所计划的最后一本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书，在任何重大的阐释如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或利润率下降论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往往被表述为“一国”危机论，从而边缘化危机的全球维度，无视学者间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即使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即最典型的世界市场危机，大部分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例如杜梅尼尔(Duménil)、列维(Lévy)、谢克(Shaikh)、莫恩(Mohun)以及克利曼(Kliman)，仍然坚持以“一国”的模式，尤其是美国，作为他们的分析单元。 马克思本人是将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作为其整个一生著述的结论或尾声来计划的，但它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中被长久地边缘化或者遗忘呢？这似乎与下列情况相关。第一，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间准备《资本论》手稿时，许多学者推测，他写完《大纲》后放弃了1857-1858年的“计划”。换言之，据说是马克思自己放弃了写作一本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专著的计划。第二，那些关于马克思是否坚持、改变或者放弃了“计划”的矛盾性阐释，大都同意这一观点，即不能在与《资本论》同一高度的抽象层面(即“原理”的层面)上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思想理论化但必须在一个更具体的抽象层面(“阶段论”或者“实证分析”)的层面上进行描述：将竞争、国家和国际贸易都考虑在内。第三，确实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计划”，并认为可以在与《资本论》同一高度的抽象层面上或者在《资本论》范畴“逻辑演进”的原理层面上构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但即使是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也都没有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扩展到“计划”的“后半部分”，没有将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问题考虑进去。相反，他们往往在“计划”的“前半部分”一开始，就停止了这项探索，而仅仅引入了竞争和信用问题。 本文认为，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间准备《资本论》手稿时，他确实改变了1857-1858年的最初“计划”，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原初计划，尤其是他将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书定位为“计划”的结论部分的设想。本文试图根据散见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马克思的讨论，尤其是他本人关于1857年危机的分析，重构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以此来支持上述假设。第二部分将考察马克思的“计划”，重点是它的“后半部分”和世界市场危机范畴。为了表明马克思本人总是在世界市场危机的范式内来讨论现实危机的，第三部分将重新研究马克思本人关于1857年危机的分析。第四部分试图通过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第3部分与第5部分关于利润率下降和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矛盾的讨论扩展到全球范围，以及明确考察“计划”的“后半部分”的范畴，使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思想理论化。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后半部分与世界市场危机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后半部分 马克思的“计划”最初制订于1857-1858年的《大纲》中，发表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并被收录于《资本论》及书信手稿的各种版本中，直到《资本论》第1卷出版，还有一些变化和修改。收录于《大纲》中的“计划”之一，内容如下：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① 上述“计划”显然表明，马克思最初打算直接将世界市场与危机联系起来，并将这一关系设定为“计划”的结论。同样，根据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到的后期“计划”，他设想，由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危机组成的“计划”的“后半部分”能够并且应该在“已经提供的基础上”写作，也就是说，作为由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组成的“前半部分”的“逻辑演进”或具体化。②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本应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然而，现存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倾向于将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视为一种不同质的抽象层面上的对象，即“阶段论”或“实证分析”，而不是“前半部分”的“逻辑演进”目标。结果，在现存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的理论意义已经被边缘化了。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