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界定 (一)研究社会体制改革的学术与实践价值 本文试图从社会体制(social system)的改革和创新入手，探索适应当代中国市场体制需要的社会体制。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非常具有启迪意义。中国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认识基础之上的。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及其理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从激活市场的微观机制入手开启改革，到建立和完善市场微观机制所需要的宏观环境，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中国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产权改革和价格体制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从认识社会体制入手来解释中国社会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诸如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不失为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视角，对丰富中国社会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社会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公平正义更为重要了。中围成功实施追赶战略60年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面临人力资源和产业瓶颈的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经历和饱受煎熬的制度性痼疾在中国也开始显现，诸如生态环境压力、卫生医疗改革、老龄化加速压力等。2011年下半年发生在华尔街的示威游行提出的口号，以及几年前美国学者诸如贾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提出的为当代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反复讨论的问题①，即，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这些都需要中国的学术界、决策部门和决策咨询机构深思。进一步说，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既遇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遇到的问题，又遇到了自身历史和环境特征造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还遇到了全新的国际环境和科技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全模仿和照搬不行，完全另辟蹊径也不现实，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这需要中华民族有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和创新社会体制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 社会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体制改革或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都会步履维艰。改革是为了激发发展活力，这些活力包括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政治参与热情以及充满活力的核心价值。经济活力源自产权明晰和竞争环境公平，按照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也就是政治的类型取决于财富的占有类型，“经济增长是产生民主结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②；社会活力来自利益格局合理和生活环境公正；政治活力产生于权利平等和民主决策机制完善；文化活力来自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行为模式。文化表达社会存在，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指出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③。把这四个部分放在一个长远目标中加以考量并勾画出它们在实现长远目标中的关系，就是顶层设计，因此，探索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 (二)界定社会体制的内涵外延 社会体制是指一种规范，是为了社会生活而建立的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包括如何最有效最合理地分配财产，如何对社会生活决策，以及如何参与社会生活等。它表现为在一定地区或社会内的社会法、制度和政府行为中的一系列道德、政治和经济原则，决定着人们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社会体制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模式，它以利益格局和参与方式为边界条件，通过志愿机制配置资源，充分激发个人和集体的参与热情。通常，通过发达国家来观察社会体制，其效果更加明显。丹尼·罗德里克认为， “那些常常被经济学家们认为理应存在的社会安排，如一个清晰的产权系统，一个抵制欺诈、垄断和道德的监管机构，一个充满信任和合作且富有凝聚力的社会，抵御风险和管理社会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法治以及廉洁等在贫穷的国家都不具备”④。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制度和非市场性制度基础至少应当包括明晰的产权、公平的监管、社会的凝聚力、社会管理、法治和廉洁。市场制度要很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这些制度环境的完善。文化价值和社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之一。文化价值确保社会拥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建立在个体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社会资本是其核心要素，它包括社会成员共享规范，相互信任，形成密切的关系网络，以开展集体行动和社会成员相互协调和密切合作。 本文所谓创新是指找到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新主意新办法。 二、历史和逻辑起点 (一)国际上的有关历史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追赶发达国家的情结，也就不可避免地复制了发达国家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各个方面，这些年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这里不再讨论社会不平等问题，因为这已经是有目共睹和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社会保障问题应当加以关注。从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社会创新的漫长过程。这其中包括俾斯麦在德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诸如健康、养老、工伤以及失业保险等，他由此成功地平息了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不久，罗斯福开启了社会保障体制的新阶段，帮助美国，甚至世界度过了20世纪最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技术发明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只有在政治体制创造出新的经济激励机制和新的社会机构来提高私有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及革新能力时，很多挑战才会迎刃而解，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20世纪70年的通货膨胀及劳工动乱，以及当前时期的金融不稳定状态和气候变化等问题”⑤。这实际上是指政府对市场干预体制机制的出现，尤其是指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建立，以及20世纪7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的新公共政策的实施，所导致社会领域的全球公民社会革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缓解了企业的福利、社会保障压力，提高了它们的竞争力和就业能力。全球公民社会革命导致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革新，引发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这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不论是针对经济的还是针对社会的，最终结果是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政府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社会变革是一种政府行为。但是，德鲁克发现，到了20世纪后期，“政府似乎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其进行有效社会变革的能力”⑥。为什么?其实政治家们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在1935年这种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当时每40个在职员工承担1位退休者的生活费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率下降，人口比例逐渐变化，生活成本则不断攀升。结果，到2005年的时候，社会保障体制要求每3个在职员工承担1位退休者的生活费用。对于在21世纪头10年里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比例将会变成2∶1”⑦。克林顿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