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1482亿美元，上涨到2011年的7.46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速高达10％，5亿多人口脱贫。①我们超额完成了“十一五”计划目标，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方向继续发展。站在当前放眼未来，只有坚定不移地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认真分析国内外矛盾，把握好全领域新改革的方向和节奏，才能续写中国发展的新篇章。 启动全领域新改革的紧迫性 经济风险。2011年，全球政局风起云涌、社会动荡空前、灾难战事频发。中国经济能在政府大力调控房地产市场、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和A股市场持续低迷的前提下，保持8％以上的增速，并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40％的推动力，实属不易。但是在未来1～3年内，中国经济将面临增速放缓的态势。作为经济晴雨表的A股市场，从去年年初的2800点下跌到年末的2300点，跌幅接近20％，继2010年跌幅14％之后，再次“熊冠全球”。持续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成效显现，中国面临虚拟资产泡沫破灭风险。外贸方面中国出口已进入减速通道，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②2011年12月中国外贸出口额1747.2亿美元，增长13.4％，增速延续过去5个月的下滑趋势。国内实体经济领域发展动力不足，企业税费负担严重，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地方债务危机显现；再加上社保体系不完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地区发展不均衡、工薪阶层收入低等一系列问题，扩大内需面临重重障碍。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2年工作总体部署的GDP增长目标为7.5％，8年来首次放弃“保八”，并着重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除此之外，在发展的动力方面，我们还面临更多深层次的挑战。 第一，中国发展的人口红利、劳动力资源优势弱化。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另外，伴随着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劳动力资源数量的相对减少、劳动力质量不高和劳动力成本的显著上升，势必会导致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第二，我国面临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主要金属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③未来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加依赖国际能源市场，保障能源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三，中国科技创新向劳动生产率的转化还很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1，创新对经济的贡献是40％，而发达国家是70％。2010年，我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R&D)占GDP的比重为1.7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④第四，经济结构失衡严重，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是以工业为支撑的“二三一”的模式，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3.0％，而中等收入国家超过50％、高收入国家超过70％。需求结构不协调，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⑤ 社会风险。随着2012年两会的召开，民众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再次展开。近日，在各大网站举办的民意调查中，“缩小贫富差距”均位列前三位，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但对此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着实考验着所有中国人的智慧。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效率优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兼顾公平”却被轻视。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这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如今，经济发展中掺杂了太多“公平缺失”的问题，一小部分人享受着改革带来的利益，而大多数人承受着改革的成本，贫富差距扩大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收入差距拉大等原因导致了贫富悬殊：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社会财富结构堪忧。最近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披露，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2011年新增资产总额超过了美国国会成员、国家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最高法院法官总共535人的资本净值总和。根据中国“胡润百富”的资料，2011年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净资产总和达5658亿元，相当于898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115亿美元。报道说，相比之下，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的660名高官的净资产总额仅为75亿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425美元，与美国的37527美元相差15倍。难怪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如此说：“能看到这种程度上的政治和财富的结合真是太难得了”，“中国如今过分的财富分配不均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民众抱怨。” 除了居民贫富差距拉大之外，中国社会近年来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和公共选择多元化时代的来临。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指出，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公民热忱和个体的权利自觉，通过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公民事件、公共政策四个领域，认真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新兴技术的兴起、新兴阶层的出现、交往模式的改变以及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都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的运动模式，而这些变化都将对未来时代产生深远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化，亦引起了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当前家庭乃至社会的重心开始向代表年轻一代的“80后”倾斜；而这代人从小就接触现代化、全球化等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家庭结构和成长环境的变化，将会对未来我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他们更独立、更敢于挑战权威、也更具有现代意识。新农民阶层的存在，城市边缘人的兴起，不仅将改变城市治理模式，在他们的影响下传统的乡村生存模式亦将受到严重挑战；各种草根明星的涌现，折射出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这是对社会运作模式的启蒙；与此同时，新的多元化社会变革亦开始酝酿，除了西方文化外，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兴起也给先进现代文明的交汇提供了多样化的色彩。如今，社会民众开始学会质疑，积极参与思想交流，并且正在以更包容、更多元、更理性的心态审视社会公共事件；同时，宗教信仰自由也给了更多人以精神上的选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曾表示，互联网快速发展拓宽了社会参与反腐的渠道。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微博的几何级扩散效应，丑陋和黑暗变得不易隐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