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激发了潜藏于中国人民中的巨大发展动力，国民经济连续34年实现了高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战略。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2011年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提出的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12000美元的分界线尚差6600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国外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发挥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低的优势，引进先进技术，从低收入水平达到人均四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容易做到，但从5000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就比较难。因为在这个阶段，必须实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升级。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借助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大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需要有一批能带动产业升级和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从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情况看，多数国家能够达到人均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但是真正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要想从人均5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同家行列，必须破解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难题，包括能源资源和技术的瓶颈约束，实现经济与社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协调和平衡。解决这些难题，都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激发出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深化改革发出了强烈呼吁，提出了大量提案，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改革的强烈愿望。 当前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理清改革的总体思路，搞好顶层设计，抓住关键环节，着力制度创新，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从实践来看，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强化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哪个领域能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哪个领域的发展就充满活力，各类生产要素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反之，哪个领域市场作用发挥得不好，这个领域的发展就会是一潭死水，缺乏竞争力。因此，市场导向的改革应当继续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方向。同时，在市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的领域，要发挥好政府政策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要求政府的作用更大一些，这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对外开放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引进了国外的技术、资本和经营管理经验，对国内企业形成了一种改革的压力。在制定新的改革方案时，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吸收世界各国对我有益的经验，包括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深化改革要抓住制约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予以突破。要把制度创新放在改革的重要位置，把经过实践证明的成熟的改革措施规范化法制化，运用法律手段来强化和推进改革。要坚持用实践来检验改革措施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检验各项法律法规是否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坚持把是否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果的基本标准。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外对我国经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还能保持多久的问题密切关注，纷纷进行预测。美国学者鲁比尼，号称“末日博士”，就预言“中国经济到2013年就要硬着陆，快速增长期到此就结束了”。国内有的人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约因素较多，快速增长很难再保持下去。 我很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因为，直到目前，我们还有许多经济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只要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体制机制，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完全没有问题。如果速度掉下来了，那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出了问题，没能把经济增长的活力释放出来。关键是要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分析当前的经济现状，我认为，应当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从加快五个方面的改革入手，发掘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大幅度地调整需求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2010年，我国投资率达到历史上最高的48.6％，最终消费率降到47.4％，投资率第一次超过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则下降到33.8％的历史最低点。这就意味着在全年新创造的社会商品价值总量中，有近一半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于广大居民消费的仅占1/3。这种主要靠高投入来支撑的高增长，不仅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且对资源、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必须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为前提，必须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紧紧抓住了发展模式转型的要害。去年，我们在结构性减税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需加大力度。如将小微型企业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由月销售额5000元提高到20000元，就使900多万个经营者的税负平均下降40％，而月税收仅减少9亿元。若能进一步将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元，对鼓励创业、培植财源将发挥巨大作用。要继续实行政府向企业减税、企业向职工让利的政策，发挥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实行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过渡的条件已经成熟，应着手研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案。要扩大财政支出中对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着力扩大公共服务消费。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尽快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购买力。如果能在“十二五”时期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每年有5万亿元左右的商品由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不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且将使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