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已历经多年，改革将由“前改革时代”进入“后改革时代”[1]。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后改革时代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前改革时代一系列适应并曾推进改革的因素，已经难以在“后改革时代”维继，有逐渐演化为改革阻碍因素的危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参与改革的主体方面，一是前改革时代支持并投身改革的部分企业已经逐渐走向进一步改革的对立面，其中部分已经成为改革的阻碍因素；二是前改革时代对改革起到巨大促进作用的高度集中、自上而下、层级分明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第二，在指导改革的战略方面，一是前改革时代局部式的、渐进式的改革战略逐渐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二是前改革时代“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改革策略逐渐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第三，在推动改革的机制方面，一是前改革时代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了较大的问题，走向了进一步改革的对立面；二是开启中国改革序幕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改革也出现了滞后性，成为了进一步被改革的对象。第四，在影响改革的文化方面，一是前改革时代为中国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偏好储蓄的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改革了反面，演变为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二是前改革时代追求财富的“钱本主义”文化逐渐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因素。 一、改革的促进因素转变为阻碍因素的原因 改革的促进因素转变为阻碍因素，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从哲学角度讲，一切事物都向它的反面运动 这一思想源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集大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转变都是由事物内部对立面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出的一种结合与和谐，而这种和谐受到破坏便转化为新的事物[2]。而马克思在其18个哲学基本原理之一的“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原理”中充分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向它的反面变化运动，这种变化运动是通过“辩证的否定”的过程完成的，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内在的矛盾引起的自我否定，具体来说是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完成的[3]。至此，新生事物才能战胜并代替旧事物。所以，从唯物辩证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任何真理都有阶段性，都要受一定的时空限制，那种认为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因素不会变化，而将一直起推进改革发展的作用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既不符合基本的哲学原理，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从社会主要矛盾讲，33年的改革使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党在“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时至今日，这一提法一直没有改变。而33年市场化取向改革积累的结果，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和集聚，基本达到中等工业化水平，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供大于求，国家资源能源、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卫生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供给已经形成规模和网络。“社会生产落后”的局面已经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基本需求。同时，33年的改革又致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五高”和“五低”的不良状况：高速度、高投入、高耗能、高外部性、高风险；低发展质量、低投资效益、低协同水平、低管理能力、低诚信水平。“五高”、“五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制约下一轮改革的推进。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后改革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单纯经济方面的矛盾已经难以概括，而应表述为以下三组矛盾：在改革取向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下一步改革确定方向的理论与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发展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与现有以“五高”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与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管理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高水平社会管理的要求，与现有较低水平的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 (三)从后改革时代特征讲，中国面临三大转变 1.后改革时代人们的需求发生了转变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当低层次需求被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5]。如果将前两个层次的需求称为物质性需求，后三个层次称为精神性需求。那么，前改革时代我们着重解决了物质性需求，后改革时代则要着力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 2.后改革时代经济领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转变 先看经济基础，前改革时代的核心任务是创造财富，后改革时代的核心任务变为了在财富创造基础上的公平机会的获得和利益的分配。再看上层建筑，前改革时代是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改革时代则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力量与宏观调控内生为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