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制度作为政府公共管理的最基本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敏感而重要的世界性难题，成为各国不断探索、努力改善的核心领域。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探索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更是难上加难。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曾建立起世界上最成功的低水平、低成本医保制度体系，用占GDP3%的投入，实现了社会所有成员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中国医保制度又走在各项社保制度前列，率先探索制度选择和运行模式，推进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不断调整、完善。 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直接影响新医改成效，直接决定国家保障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直接关乎公民发展权利和公众健康享受，最终推动社会发展动力延续和人力资源强国构建。“十二五”至2020年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阶段，应不断完善基本医保制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改革之路。 一、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形势和背景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和调整，中国经过30年高速增长，2010年人均GDP达4000美元，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将面临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等“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一)进入系统改革阶段，翻越“制度质量之墙”。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人口等系统结构均发生巨大变化、面临重大转型，实现这一跨越更复杂、更具挑战。国际经验证明，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只有少数国家得以跨越，体制障碍、技术创新、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是中等收入阶段的决定因素，许多国家缺乏有效的矫正制度和应对机制，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从长远、战略的高度，进行系统改革，建立完善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翻越“制度质量之墙”，赋予经济、社会抵御冲击的能力。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正处于加快推进阶段，医疗保障制度累积的矛盾和压力与我国发展阶段及阶段特征密切相关，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行制度框架、政策范式、管理方法等系列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为跨越“陷阱”助跑。 (二)实现“创新驱动”，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本强国。 随着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主要经济体重塑国家实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实力逐步上升，一场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展开。高收入国家的创新优势和低收入国家低成本优势互补，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和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发达国家挤压在中间，而中国由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亟待培育新的发展动力。后发国家发展动力具有明显阶段特征：第一阶段充分利用低成本要素，实现“要素驱动”；第二阶段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和购买发达国家技术，迅速形成产业规模和提升生产率，实现“投资驱动”；第三阶段随着创新能力增强和产业经验积累，实现“创新驱动”。因此，转方式、调结构以实现驱动升级，是现阶段中国发展的重大任务。 我国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跨越了“低收入陷阱”；随着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各类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资驱动”难以为继；而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技术水平是提高生产率的内生动力，“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唯一源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确保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人”在生命过程中获得知识、健康，培育创业、创新、创富动力，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三)扩大消费主导的内需，构建收入分配平衡发展新格局。 “中等收入陷阱”最大风险来源于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差距拉大，1990年世界93%贫困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2008年世界72%、达10亿贫困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增长性贫困”导致内需严重不足。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城乡、阶层、家庭、就业等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生产生活方式迅速转换，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增强。由于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匹配，收入分配制度建设滞后，一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份额长期持续偏低，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低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成本上升，消费能力有限；二次分配中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民生改善迟缓，居民储蓄倾向强烈、消费预期低下，内需启动艰难。 中国已步入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和深刻变化时期，医疗保障等公共需求已成为需求结构主体，对公共需求可及性、公平性要求更加强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全面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形成生产、分配、消费平衡发展格局，促进包容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