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西方社会学家借用“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整体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台湾社会学家蔡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把其直接译为“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1]。尽管“社会转型”的概念源自于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不过，对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整体变迁，仅仅从社会学角度来描述和规范是不够的，其概念的使用已不再局限于社会学语境。哲学角度而言，社会转型具有社会进化的意义，是人类社会从一种存在类型(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存在类型(形态)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根本性变迁，意味着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社会阶层、人文环境、价值观念和发展环境等全面深刻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制度变迁过程。正如科尔奈所言“转型并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2]。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转型的。 新中国建国之初，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艰巨任务，面临着在“结合”中开辟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实道路问题。最初的探索艰辛但并不成功，计划经济时代对“一大二公”教条式的热衷和不尽追求，使新中国逐渐失去了社会赖以支持的生产力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则导致了整个社会全面性的发展失误。以政治为中心直接地统合经济、文化思想于一体，三大领域未能有明显的功能分化，这种领域间的结合方式被称为“领域合一”[3]。政治的标准、价值、身份、手段、改造和运动等因素在几乎所有领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诸领域以政治为中心形成的强制协调方式被称为“中心限定”[4]。 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具体制度改革为标志，一种理性的中国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到中国的学术语系，用以描述社会整体根本性的变迁，渐成研究热点。就中国而言，各领域功能分化，出现分离状态，其间的关系不再是政治型“中心—依附”的等级结构系统，而是一种交互控制的网状结构系统，其间的协调方式只能是一种交互控制，此为“网状限定”的含义。经济和文化活动从而能够追求各自应有目标：经济活动追求人们的物质利益，文化活动追求一定的生活意义。“领域分离”并不意味着领域的断裂、隔绝，而是存在着内在联系和相关性，否则也就不成为“社会结构”了。 中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引发了社会结构整体性与根本性的变迁，必然导致社会基本特征发生重大变化，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这种社会“巨变”：经济方面实现从前市场经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治方面实现从崇尚权威和实行人治向崇尚民主和实行法治转变；文化方面实现从传统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变。简言之，中国正在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 研究转型的国际知名学者Elster等指出，后共产主义国家多重制度共时性转型的特征表明，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已经彻底瓦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分阶段、有顺序的综合性制度设计(包括制度瓦解、重新定位和制度巩固等阶段性过程)来构建一种公民社会、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新秩序[5]。然而，“社会转型”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学者李强指出：“如果说政治权威的丧失在任何社会都会造成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混乱的话，那么在全能政治的社会，政治权威的丧失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将是任何其他社会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十分可能的是，这种无序状态恐怕在相当时间内无法克服。原因在于，由于国家在相当长时间摧残各种社会机制，社会在短期内很难生长出提供秩序的力量”[6]。 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复杂性与公共政策失误等多种因素的存在，使得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以前苏东等国家为前车之鉴，需要对中国转型的独特方式、转型经验与风险进行把握，探寻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治理模式。 二、转型国家的路径选择：“华盛顿共识”的药方与效果 转型国家大体划分为三类：渐进式的中国模式、突变式的俄罗斯模式和混合式的东欧模式。研究虽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但也有一些共识：即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统一的历史进程，同时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国差异化的战略选择，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转型国家的转型道路、制度结构乃至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不断分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与特征。 1.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实施效果 1982-1988年，28个拉美国家实行了代价惨重的改革，经济滞胀、失业率攀升、人均GDP下降7%。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遵循“华盛顿共识”训导，俄罗斯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对本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激进改造，“小政府”、“有限政府”成为其占据主导地位的改革理念及制度导向，在大约十年中初步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然而，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实行的转型“休克疗法”最终却因政府缺少对市场的控制措施而全面急速地退出经济领域，自由化与私有化运动在“制度真空”的状态下运行，出现大规模经济滑坡和社会动荡。总统叶利钦曾在联邦议会宣读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经济改革使社会付出了过度的代价，社会隐藏着爆炸性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在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因高失业率、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正等问题突出，发生了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骚乱。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片面强调金融市场开放和外资输入的自由化主张又予以沉重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