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问政”在中国已经成为政府与群众之间沟通的重要平台。根据理论界的主流观点，网络问政，一般是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部等公共行政主体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沟通，进而收集民意、汇集民智的过程。随着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倾听民意，一时间，各种形式的网络问政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各地纷纷出现。这一趋势彰显了党和政府对网络这种新兴的公民参政形式的认可，固然值得称道。然而，面对各地花样繁多的网络问政形式以及一哄而上的态势，却也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和紧迫性的课题：网络问政平台建设的科学化。 由于网络问政平台是一个新兴事物，法律法规乃至理论界对此尚没有一个规范性的标准。因此，各地的网络问政平台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各地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导致网络问政的实效相差很大，大量的网络问政平台对解决群众问题起不到实质作用。由此造成的广大网民较高的期望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落差，反而更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可谓“进一步，退两步”。在此背景之下，目前我国网络问政平台建设存在什么问题？应如何进行科学化规范？如何更深层次地挖掘网络问政的发展空间？本文即是从县域治理的视角，结合天台县天台效能网等网络问政平台的运作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一、当前网络问政的宏观化及其弊端 俗话说：“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众人拾柴，火焰更高。”网络是当前社会反映社情民意、加强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为适应这一时代发展潮流，各地、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形式多样的网络问政平台。从各级领导干部不定期与网民展开在线交流到开微博进行平等化和常态化交流，从安徽等地将网络问政写入当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到贵阳、广东等地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从内容相对隐蔽的各种政府领导信箱的设立到公开透明的留言板的开通，从开通专门监督性的网站到主动公开政务向网民寻策问计，从不定期做客媒体与网民交流到与媒体开展各色网络问政的合作，网络问政的形式正日益多样化。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些闪耀的网络问政新举措却带有宏观化的特点。 (一)网络问政宏观化的主要表现 问政的主体多为各级领导干部是网络问政宏观化的首要表现。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与网民开展在线交流，到赵洪祝、俞正声、汪洋、强卫、苏荣等省部级领导干部通过网络与网友在线对话，在线对话成为网络问政的最直接形式。领导干部与网民亲切交流是为了彰显党和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它只是网络问政的一种形式，更多的问政主体理应是政府以及各个部门，然而，很多地方却将领导干部视作网络问政的主要甚至唯一主体。从倡导领导干部与网民在线交流常态化，到领导干部开微博问政成为潮流，从以领导干部姓名或职位为称谓的电子信箱到公开的留言板，都将网络问政的主体指向领导干部。而且，一些主流新闻媒体也在着力推动领导干部在网络问政中的主体地位，以先后获得中国新闻一等奖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和广东奥一网络问政平台为例，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直接将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当作网民留言的对象，而奥一网则直接设立了“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有话问黄省长”、“有话问21地市领导”等栏目，留言直指主要领导干部。 其次，网络问政宏观化还表现在问政的政府层级较高、涵盖范围较广。近年来，虽然在我国县区一级的很多地方也建立了网络问政平台，但最引人瞩目的却是更高层级的网络问政平台。比如2009年开通的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是面向全国范围的，很多地方的电子信箱主要是“市长信箱”，最先开始设立网络发言人的是贵阳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的相关厅局，很多媒体与政府合作开展的网络问政平台大多也只是涉及省市领导，很多地方政府自己开办的网络问政平台也是以市为单位的。以广东省网络问政模范市梅州为例，梅州市政府设立的网络问政平台是梅州民生网上信访，在该网站，群众反映的大量问题都是直接反馈到市一级政府部门的，然后再由市转到县级部门处理。 再次，媒体与政府在问政方面的共同合作也成为网络问政宏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媒体的职责之一便是监督政府，而且在网络运作方面比较成熟。因此，媒体在引导网民参政议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广东奥一网络问政平台、安徽中安在线、湖南红网、河南大河网、江西问计网等网站已成为重要的网络问政的平台。由于这些媒体的影响力往往是全国范围或全省范围的。因此，它们所组织的网络问政往往也是涵盖范围较广、针对的政府层级较高的，而且由于它们无法将网络问政细化到各地政府的每个部门。因此，它们往往只能将各地的主要领导当成网络问政的主体。 (二)网络问政宏观化存在的问题 网络问政之所以呈现宏观化的特点，其实是有着特定的产生背景的。政府进行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主要有两个考虑：其一是为了顺应时代发展对网络民意表示尊重，其二则是考虑到其他公民参政和维权机制不顺畅，所以可以通过主要领导的权威来解决群众问题。与此对应，对网络民意接触最早最深最先具有敏锐性的恰恰是省级或地市级政府，而为群众协调解决问题的角色又只有领导干部才能担当。因此，网络问政的宏观化便出现了。然而，领导干部毕竟是很忙，他们不可能有时间来阅读和处理所有网民反映的问题，使得群众提出的问题最终不是被转交到相关部门就是被荒废。因此，网络问政的领导干部这根支撑其实是缺位的，而建立在省市一级的问政平台则必然性地又招揽了大量的“客户”。 由于省市一级政府部门的力量有限，群众反映的问题又大多是基层的，因此它们只能再将问题转交给县乡一级政府部门处理，再加上领导在问政平台实际运作中的缺位，这就决定了宏观化的网络问政平台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群众反映问题的积极性和期望却得到了激发，因为他们真的以为领导干部会帮助解决，而即使是领导干部解决不了，省市级的政府部门也应该是更有权力的。于是，全省或全市范围内的大量问题便被反映了上来。因此，在网络问政宏观化的背景下，便出现了一对矛盾：即网络问政有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群众大量的问题反映和较高的解决期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成为网络问政宏观化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