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的长期考察：一个新视角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经济建设一向被冠以“转轨”、“过渡”的名称，甚至诞生了以“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为名的学术分支。而关于“转轨”、“过渡”的具体含义，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不答自明的问题：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所谓“转轨”、“过渡”，自然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过渡到市场经济。然而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即便不是毫无根据的，至少也是犯了将问题简单化的毛病。倘若我们将视角放到更长期的时间尺度上，将考察重点深入到经济组织形式乃至社会组织形式上来，不难发现，所谓“转轨”和“过渡”，绝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简单切换。从某种意义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变迁，甚至不是割裂的计划—市场两分法所描述的黑白两极，而是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的一整段历史时期；而所谓的“转轨”和“过渡”，不仅是经济组织形式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更是我国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突破经济组织方式桎梏、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重塑我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制度。在“十二五”规划行将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揭开崭新一页的今天，重新认识经济转轨的涵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转轨的实质

      如我们所知，微观经济主体间最基本的联系纽带是交易。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个体间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交易形成市场，以商品价格为代表的交易者信息得以在市场中产生，并不断随供求变化，这构成了市场的信息基础，它一方面即时反映着宏观经济结构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也成为微观主体进行下一次交易决策的主要依据。然而，在前现代经济条件下，受交通条件和信息传播水平约束，经济组织形式以区域内的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经济交易大体上局限于交通和通讯条件允许的一个较小的、相对封闭的区域之内，跨区域的交易受到先天限制，交易基础乃至经济秩序则主要建立在威权基础之上。在经济史学的文献中，这样的经济组织形式通常被称为“采邑制度”：上述交通和通讯条件约束下的较小的封闭性区域，即为一个“采邑”，采邑内经济是自足的，跨采邑的经济交往则是成本巨大且高度不确定的。采邑制度既包括中世纪欧洲的农庄经济，也包括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

      在采邑制度下，交易规模和市场半径(即价格等交易者信息的作用范围)呈现出强烈的正反馈和自强化的特征：作为外部条件的交通通讯方面的先天约束给了市场半径一个初始限制，而市场半径的有限又使得价格信息的供求反映功能受到较大的范围限制。价格信息既然仅能反映采邑内的供求状况而无法及于采邑之外，则每次跨采邑交易均无现成的信息依据，只能通过反复议价才有可能达成，其交易成本将非常巨大，且须当次消化，无法分摊到后续的交易中去承担。这显然将极大地阻碍跨采邑交易的实现频度。进一步，一个较低的跨采邑交易频度又会反过来影响市场半径的扩大和价格信息市场反映功能的发挥：由于交易主要在采邑之内进行，因此微观经济个体缺乏有效激励去推动采邑内的市场规则和约束力向更大外延扩展，而主要注重于通过个体身份的识别和判定来进一步降低采邑内交易成本，于是采邑内的经济规则表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特性，诸多默示规则因此产生，并上升为文化传统。不同采邑的文化传统跨代承袭和制度化使其彼此差异日益扩大；这又使得上述的跨采邑交易成本进一步提高、实现频度进一步降低，从而最终形成图1(虚线框内)演示的正反馈。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样的经济基本条件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施政者，势必都倾向于采取诸如户籍制度之类的限制民众跨地域流动的政策，以减少施政的不确定性，并避免因个体发现不同采邑生活状况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稳；这些政策几乎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的正反馈。

      

      图1 采邑制度下正反馈的形成示意图

      采邑内部的市场主要由人格化交易构成。所谓人格化交易(personalized transaction)，系指“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易。如上所述，通常一个采邑只是传统的交通方式所能达到的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它所包含的个体规模是相当有限的；这些个体因持续的日常接触而形成一种“每个人认识每个人”的人际关系，进而经济交易也得以采取面对面的(face to face)、心照不宣(也很难化为言辞或文字)的默示规则进行。在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下，个体的具体身份(status)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对个体从属于该采邑内的这一具体身份的认知，才使其获得被纳入采邑内市场的资格。进一步，由这一默示规则出发，采邑内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和对彼此的信任，甚至上升为惯例或文化而得以跨代延续。通过这种途径，采邑内个体相互交易的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规模得到了扩大。简言之，采邑经济模式以基本上放弃跨采邑交易为代价构建起采邑内的默示规则，并通过人格化交易将采邑内交易规模推至极大化。

      中国漫长的王朝时期就经济史角度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小农(自耕农)经济和农庄经济交替出现的历史，这使得采邑制度下的正反馈在我国体现出超强的跨代沿袭特性。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自强化，其对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可以揣测，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力介入，这一正反馈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然而，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受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家和民族的存续面临重大威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继续延续自给自足的采邑经济，将无法扩大社会分工的范围和精度，无法构筑类似于西方的现代工业体系，也就无法生产出能够抵御外国入侵武力的“坚船利炮”，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国家民族将走向末路。在此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下，在这些先行者们或有意或无意的共同努力下，采邑制度的自强化机制逐渐消失，正反馈也面临不得不破的境地。鸦片战争之后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就经济意义上看，都可视为作为一个经济体存在着的中国为自己寻找一种更适合时代和自身发展的存在方式的尝试；而这一尝试历程又是在一种学习—试错机制下进行的，是在路径依赖与路径歧异效应间不断调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