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卫·Ｓ·克雷比尔 布鲁斯·Ａ·维伯 刘宇 译） 农村制度 影响经济结果的制度因素有三类：政治制度、市场制度和民事制度。３０年 代的“新政”所创建的制度代表着政治制度凌驾于市场制度和民事制度之上。当 时，联邦政府为提高低收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准，成了创建各种制度和组织的驱 动力量。但是，“新政”时期所创建的庞大而又官僚的组织机构，却远远不能适 应一种就业和收入已不再基于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经济。 在８０年代，鉴于政府作用的明显缺陷，立法和司法方面的议案强化了市场 制度的力量。经济学家一度将“市场失灵”作为政府干预市场运转的理由，现在 他们又将注意力转向“政府失灵”，提倡避免干预。农产品项目、区域和农村发 展项目被广泛批评为不必要的和无效的。同时，那种对干预的偏好业已减弱，而 公共领域方面的财政危机也使得大规模的农村项目无从实施。但如果对市场力量 放任自流，又可能导致许多小型农村社区的衰落。 进入９０年代后，民间组织对市场制度和政治制度无法提供的农村复兴的前 景开辟了可能性。这些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组织，成了给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提 供和反馈信息的重要源泉。 诺斯的制度变革框架 在诺斯看来，制度是游戏的规则，而组织是游戏者。制度包括法律和标准， 以及在社会生活中为执行这些规则和标准而建立的机制。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制 度能够降低交换和生产成本，一个制度模型就是一个由多种制度、多种组织以及 它们运作的历史环境所构成的特定组合。 组织（有共同目的的一群人）保护和扩大着其成员从当前制度模型中所获得 的利益，或者减少其成员在当前制度下的成本。 诺斯很强调执行规则和标准的重要性。当游戏者预期各方面都会遵守规则时 ，就存在可信的承诺，无论是正式的规则（比如财产权）还是非正式的准则（比 如社会标准）。诺斯对两种可信承诺作了区分：自觉性可信承诺，即游戏者在没 有惩罚动议的情况下自愿在行动中所贯彻的承诺；强制性可信承诺，即要以惩罚 相威胁才能使其遵守的承诺。诺斯认为，如果一种经济要实行有效变革，关键是 可信承诺问题。 支配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 农村经济发展既要受内部因素（如基础设施或熟练工人的效能）、又要受外 部因素（如国民经济的需求状况）影响。一个社区的制度模式决定了社区领导人 及其民众是否对内部与外部的增长因素保持了一种均衡的注意力。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美国的农村地区面临着许多艰难的抉择。在各社区为吸 引外来企业而展开激烈竞争时，它们是否也应该投身其中参与竞争？为了促使经 济发展，各州和地方政府所给予的税收减免目前已远远超过全美国在其他经济发 展项目上的总支出。１９８８年，肯塔基州颁布了一项新的鼓励发展法规，允许 对创造了新就业机会的新公司或现有公司进行“就业税收减免”，这又引发了新 一轮州际竞争。其他８个州不久之后也相继颁布了类似法规。在各州看来，为了 保持对已颁布这种法律的州具有竞争力，作出一定补贴是必要的。 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至少存在两大类活动者：招募工业鼓吹者和地区经济增长 鼓吹者。前者通常包括房地产开发商、金融家、零售商、众多地区当选官员及地 区经济发展实业家。后者则包括大多数企业主、众多地区住宅所有者及以大学为 基地的经济发展专家。 这两组人的意识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他们对一个社区面对的竞争性 质有着不同的看法。招募工业鼓吹者一般将土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和廉价劳动 力视为社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们通常支持采用税收减免和其他政府补贴措 施以便尽可能降低即将迁入的外来公司的搬迁成本。在他们看来，降低搬迁成本 是社区吸引那些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厂址的外来公司注意力的条件。 在各州和社区之间展开的对“可迁移公司”抢掠性的竞争，被认为是不可避 免的，甚至是受欢迎的。而这场“增长之战”的地点却是在远离社区的公司办公 室和全国贸易博览会上。招募工业鼓吹者常常以通过吸引外地分公司创造了多少 就业机会来显示他们的成功。 另一方面，地区增长鼓吹者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基础设施、对 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现代化以及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商的适当作用主要应是作 为现有企业经理与地区领导人之间的媒介，传播与企业界有关的信息。在他们看 来，发展这一难题主要应由当地的现有新、老公司加以解决。地区增长鼓吹者一 般以现有的或当地新的企业的扩张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来衡量其业绩。 心理模式为投资于某种特殊技能提供了激励。对经济发展持招募工业观点的 地区领导人和经济发展官员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各种媒体上宣传社区市场，招 待外来的企业观摹者，规划和建立工业园区，乃至实行税收减免。 而倾向于地区增长观点的经济发展官员则着力于掌握不同的技能：具备获得 现有地区企业没有的稳定的信息的能力，跨跃现存的政治和民间界限建立联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