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大陆不断增大的地区差距已经引起了各级领导和专家们的高度重 视。但由于对这一问题形成的原因、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发展的影 响尚未形成共识，因此，对这一问题的举措仍处于议而不决的状态中。在我看来 ，这是相当危险的。 尽管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中存在着种种困难，诸如国企改革困难重重、通胀问 题尚未获彻底解决、腐败之风尚待根除等等。但中国将来政治稳定最根本的潜在 危机在于：东西部之间、内陆省份和沿海诸省，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市）之间 经济发展中的差距日益拉大。这一趋势，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扭转，将会导致严重 的后果。它的可能危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紧张，矛盾激化。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国内论坛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争论的 焦点，在于放权与收权之争。有一种主张认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 中央对地方“分权让利”过多所致。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一方面进行 适当的“权力回笼”，另一方面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分配中的关系。这一 主张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因而实施起来将会非常困难，甚至会导致更 大的混乱。 首先，所谓“权力”，实际上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权限”，一 个是“权威”。简单地说，前者是指管理的范围；而后者是指管理的力度。同世 界上一些国家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的“权限”是很大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 对地方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权让利”，中央仍然保有对政治经济各领域直接干 预的权利。其干预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在世界各国中都是罕见的。这一点， 不仅仅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也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必需的。 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的主要表现，在于中央“权威”的大幅度滑坡，甚至到 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程度。各国中央政府的“权限”可以根据国情的不同而 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任何中央政府的“权威”，都必须是强有力的。 中央权威近来低落的趋势，与８０年代末以来各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有着 直接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是经济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上差 距，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要求。尽管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 但中央的各项政策仍然常常被各地或明或暗的软磨硬抗所化解。这并非由于中央 放权过多，更不是各地有意和中央作对。而是在各地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 ，中央的各项政策很难兼顾各地区不同的要求和利益。一项新政策或新措施出台 后，往往是东南沿海各省支持，则内陆发展滞后的地区必然反对；而鼓励支持内 陆发展的政策，又常常被发展得快的地区抵制。对于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中央政策 ，各地方要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么“突破政策”。而对未来政治稳定 危害更大的是：由于各地区差距日益拉大，中央的政策和措施往往会出现很多盲 点，于是各地区不得不自立政策。如此一来，一方面有法不依，一方面政出多门 。政策越多越不管用，号令越大越不算数。 地区间差距的增大导致中央权威下降，而中央权威下降又进一步加剧了各地 区政治经济利益的差异。这样的恶性循环，如不加以控制和扭转，后患无穷。 第二，随着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不断增大，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 凝聚力不断下降。 前面已经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经济上的差距，必然导致政治 上的不同要求；政治上的分裂源于经济上的离异。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 如果其内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到达１：４或者更多，便很难维持下去。从古罗马 帝国，到２０世纪的苏联，这一规律被一再证实。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 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保存下来。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便是秦汉两代，大力 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全国货币，从而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市场；自隋唐 以后，更开挖运河，兴修驰道，使得全国各地经济基本平衡发展。其间尽管经济 中心自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各地区经济上的差距始终维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 水平上。建国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央在政策和发展战略上强调内陆地区的发 展，使得地区间基本保持了一种强制性的平衡。今天，这种平衡格局被冲破了。 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政策的制定者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地区 间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前苏联的教训尤其值得借鉴 ：苏联解体之前，西方观察家们和苏联领导集团都认为，苏联政体中离心力最大 的是中亚的诸加盟共和国。因为这些加盟共和国在人种、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都 和苏俄主体有着不可克服的差异。但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闹的最凶最先离苏而 去，并因此触发苏联崩溃的却是那些俄化最深、经济发展最好的几个欧洲加盟共 和国。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有句古话：穷人抱团，富人分家。值得注意的是， 前苏联解体之时，其欧洲几个发展得快的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发展滞后的地区在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