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反复提到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他说：“各级 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①］我们党执政以后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 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是改革开放 ，越要有严格的党内监督。”如何加强党内监督，江泽民要求：第一，重点抓好 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强化领导集体内部的监督作用。第二，把党组织的严格监督 与党员干部的认真自律结合起来。第三，把注重制度建设同加强政治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第四，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②］江泽民同 志完整、全面地提出了对领导干部加强管理和监督的要求。在加强监督方面，既 强调自律，也强调他律；在他律方面，既有党内监督，也有社会监督；既有自上 而下的监督，也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江泽民同志不仅提出了一个如何加强党内监 督的问题，而且在实际上为如何建立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监督机 制指明了方向。 一、建立社会监督机制的必要性 社会监督机制是社会稳定机制的一个子机制，是对社会运行中出现了偏离社 会公认的规范的行为实行监视和督察的一种机理。社会稳定机制是一个机制群， 包括社会控制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社会宣泄机制和社会预警机 制。社会监督机制的功能是发展社会成员的政治和社会参与能力，实现多数人对 社会与国家的双重占有，体现民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权力远离民众、民众远离权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权力者的权力运用是否得当需要进行监视和督察的思想，古已有之。封建 社会的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只能监督皇帝以下的政府官吏，而不允许 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进行监督。但是，开明的君主也懂得需要社会监督。唐太宗说 ：“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对在上者的监督主要表现为设谏官， 提倡谏诤精神。谏诤，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下级工作人员对上级领导人提意见 ，希望他改变错误的决策，以求治国有道，治理地方有道。不过，这种监督是没 有制度保证的。西方政治学说中的分权思想，是想以权力制约权力，从机构设置 上对权力进行监督和限制。遵循分权理论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现代分权模式，是资 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物化表现。分权理论的 实践结果，产生与完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监督机制，但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 官场病，在分权体制下互相扯皮，办事拖拉。 人人需要监督，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也不例外。掌握 了社会管理权力的人，他们对于权欲物欲的向往和追求，如果越出社会规范所许 可的界限，对社会的为害甚为巨大。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提 高他们的品德修养，增强他们的自律能力；一条是加强党、政府和群众对他们的 监督，使他们不敢做越轨的事情。自律是重要的，但必须与他律相结合。自律的 最高境界，是“慎独”，即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条件下，也能自觉地遵循规范。但 是，能够这样做的毕竟极少，他们是超凡的圣人。而对常人来说，光靠自律，就 会由“慎独”逐渐变为“不慎”，最后可能会出现“大不慎”。这就不能没有监 督。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 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 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③］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制度，包括监督制度在内。 １９９５年，党中央揭露和处理了王宝森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广大群众都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开除王宝森党籍和对陈希同同志进行审查 的决定，增强了反腐败的信心，但也提出了一些想不通和搞不清的问题，问题之 一就是：象王宝森这样的人何以会官运亨通，在不长的时间内爬上了重要的领导 岗位？王宝森不是生活在无人的孤岛上，他的劣迹恶行不会无人知晓，为什么没 有及时受到应有的监督？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监督机制还存在着若干不如人意的地 方。现实向我们提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的任务。 二、社会监督的类型 监督，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最有现实意义的是以下两种分类 ：一是按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等级关系，分为自上而下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 和平行的监督；二是按监督主体或监督机构的性质，分为行政监督、司法监督、 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内部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自上而下的监督，这是一种按等级高低、职务和权力大小的关系建立起来的 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管理者对被管理者、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在各 个历史时期、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里都经常使用，其特点是具有直接性和广泛 自下而上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