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盖利Ｈ·杰斐逊 汤马斯Ｇ·洛斯基） 中国经济以其庞大的规模而引人瞩目，又以其垄断行为及超常的制度安排的 特异的结合向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流行观念提出挑战。工业——根据中 国习惯包括采矿、公用事业和制造业——验证了这种规模、垄断和不可预期的结 构特点的有趣的混合。工业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领域，占总产量的５０％、出口的 ８０％，在１９９２年雇佣了１亿零２百万工人（１９９３年统计）。其８０年 代１０％以上的高年增长率加强了其经济快速增长的世界地位。 由于中国最初经济改革的尝试就是以提高效益为目的，不同于东欧以建立西 方模式的市场体系为宗旨，其结构变化一直是缓步的、不平衡的，甚至至今仍带 有改革前制度的许多特点，是不足为怪的。正如诺敦于１９９４年所说，中国的 改革之路更像“摆脱计划的发展”而不是制造“轰动效应”。 工业是中国改革问题的核心。价格改革、银行改革、公共财政改革、所有制 改革、社会福利改革以及研究和发展改革均和国内工业的重组和注重活力的努力 紧紧相连，如果说中国近期的成就明显与政策设计有关，那么可能吸取教训的就 是工业——它的改革避开了私有化和其它标准疗法。 为探讨中国企业改革的经验，本文首先回顾７０年代后期发动改革前的形势 ，并描述改革政策对国有企业在８０年代国有行为和效益的影响。然后检讨非国 有部门工业的发展，讨论９０年代工业存在的问题和前景。最后我们再探讨中国 近期工业的经验对更广泛的传统经济改革战略问题的可能具有的意义。 改革初的形势 对中国社会主义计划时期工业的研究揭示了其与苏联中央控制工业化经验的 许多相同之处。厂长致力于数量指标，尤其是实物产量、总产值，而不是经济目 标。利润既不影响职工及领导收入，也不影响企业发展前途。 然而中国社会主义也演变出自己明显的特点。中国国家计划机构远不如苏联 那样包罗万象。比如早在１９７９年，６４％的水泥、４１％的煤炭和２３％的 钢材就在计划外分配。尽管从５０年代起，中央对生产和投资决策的控制程度就 时有起伏，但范围广泛的责任常规地委托给了省和地方。地方当局取得了对企业 资产的监护权和使用权，有时还转让给企业管理者。 更有甚者，中国中央计划机制往往在其意欲控制范围之内也难以确定目标。 诺敦于１９９４年写道：“由于计划机构的极其无力，计划制定人要求服从其具 体详尽指示的能力一直颇受局限。”华、张和罗於１９９３年发现这种断裂结构 的特有后果是：“计划体系相当虚弱无力，造成７０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尽管 设备落后、资金短缺——的迅捷发展……市场交易或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间的“ 计划外关系”即便在传统体制之内仍相当普遍。 表一 中国工业效益纵览（１９８０—９２） Ａ．实际产量 实际产量指数（１９８０＝１００）年平增长率（８０—９２） 所有制类型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国有１００ １４８ ２１０２５７ ７．８ 集体１００ ２４７ ５５４９１４１８．４ 私有［a］ １００ ２１７５２ １２６０５７ ２４１４５５ ６４．９ 其它［b］ １００ ４９２ ３５３０ ８７３６ ３７．２ 合计１００ １７６ ３２８４８０１３．１ Ｂ．各类公司在名义产量中所占份额 名义产量份额（％） 增加产量份额百分比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１９８０—９２ 国有７６．０６４．９５４．６４８．４ ４３．６ 农村１３．７１３．３１０．３１１．８ １１．５ 乡镇９．９ １８．８２５．３２６．２ ２８．８ 私有［a］ ０．０ １．９ ５．４ ６．８７．９ 其它［b］ ０．５ １．２ ４．４ ７．２８．３ 合计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人民币１０亿）５１５．４ ９７１．６ ２３９２．５ ３７０６．６ 资料来源：年鉴１９９３年，４０９、４１３页；洛斯基１９９３。 注意：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总数可能略有出入。 a.私有企业指雇工８人以下者。 b.包括雇工８人以上的私有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它所有制企业。 于是，行政设计加上计划实施中的缺陷均造成改革前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的计 划外半市场工业活动的发展。显而易见，旧有模式的扩大较之新生产和分配模式 的建立要容易的多，这些中国改革前工业体系的非典型特征为改革铺平了道路。 除这些因素之外，中国大经济环境的某些方面也强烈地影响了局部的缓步的 工业改革的成果，其中包括在香港、台湾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华人社会的财务、商 业和技术实力，这些都增大了中国开放政策的影响，以及企业精神的扩展，将匆 忙的改革创意变成群众的变革，不断地拓宽中国政治领导人和外国旁观者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