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6-0171-09 从四十年代末①到九十年代初，冷战绵延近半个世纪，从外交到政治，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冷战意识四处蔓延，无孔不入。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自然不会例外。好莱坞的敏锐嗅觉融政治和商业于一体，在银幕上大显身手，电影中的冷战表征已成为人们认识冷战、了解冷战、发现冷战和反思冷战的一个重要渠道。冷战时而置身前景，时而又退隐为背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好莱坞对冷战的表现内容和方式也不同。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美苏冷战爆发，对峙势态迅速上升，美国国内反共反苏气氛日渐趋浓，这也成为了银幕上的一个常见主题；六、七十年代对峙出现缓和趋势，五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一致化”社会形态在日趋高涨的黑人民权运动、青年反文化运动和各个阶层的反战运动等裹挟下开始变化，对于冷战的反思则形成了银幕上的一种潮流，而与此同时，冷战也为电影人讲述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八十年代里根时期，冷战似乎在一夜间阴魂重现，里根上台之初对苏联态度强硬，称苏联为“邪恶帝国”，让人们又想起了冷战开启时的杜鲁门主义，把世界一分为二，自由世界对峙专制国家。八十年代的银幕上也随之出现了对冷战的怀旧情绪，崇尚武力的影片成为了好莱坞冷战电影的拳头产品。 冷战起始于美苏外交关系的变化，从二战时的盟国到战后的短暂合作再到很快步入对峙的局面，美国对苏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冷战初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可以与之类比的是，好莱坞在表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时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变化过程。战争期间好莱坞生产了几部赞誉苏联的电影，成为了美苏友好关系的见证人。其中有两部电影后来成为了歌颂美苏关系的经典，值得一提。1943年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出使莫斯科》(Misson to Moscow)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赞誉苏联气氛的影片。电影改编自美国前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的同名回忆录。戴维斯受罗斯福指派，在1936年至1938年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回国后于1941年出版回忆录。电影以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戴维斯赴任过程以及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影片着重记述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坚决态度和行动，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电影中斯大林被描述成一位具有深邃眼光、睿智头脑、态度和蔼可亲的长者，影片中的戴维斯还亲历了莫斯科审判的过程，对苏联当局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表示认同。这部电影的拍摄据说得到了罗斯福的直接授意，目的是为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做舆论准备。1944年米高梅公司出产《俄国之歌》，同样也是热情洋溢地为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德国的侵略高唱赞歌。影片讲述一位美国音乐指挥家到苏联巡演，爱上了一位漂亮的女钢琴师，他们一起在苏联各地演出，见证了苏联人民无忧无虑、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但这种美好生活被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打破了，美国指挥家回国，而他的恋人则投身到了保卫家乡的战斗中去。 四十年代末冷战开启后，这两部影片都成为了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指控对象，《出使莫斯科》的剧本撰写人上了黑名单，《俄国之歌》(Song of Russia)中饰演美国指挥家的好莱坞影星罗伯特·泰勒也在1947年被该委员会召去作证共产主义对好莱坞的影响。好莱坞也紧跟冷战的步伐，生产了一大批符合冷战形势需要的影片，其突出的主题是反共、反苏。在1947年至1954年间，有五十多部含有这个主题的影片在好莱坞出产，这个举动似乎是要表明与此前亲苏行为的决裂，同时也是对自己曾经有过向共产主义的示好表示忏悔。这些反共影片在五十年代更是直接迎合了当时社会中把任何“邪恶”的东西都与共产主义挂起钩来的简单思维逻辑，对广大观众来说，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而言，这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灌输。 这些影片的一个最明显的目的是要突出美国“共产党分子”的形象，让观众看清楚他们的行为和言语特征及行动目的。所谓“共产党分子”都是指美国共产党以及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他们的形象都有一些共同点，比如穿戴邋遢，面容凶恶，走路身子倾斜，暴力倾向明显；不过更多的是另外一种面貌，这些人往往是衣冠楚楚，一幅很文雅的模样，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则他们是一些阴谋分子，在背后策划各种活动，西装领带的模样更能表现出他们的伪善；他们往往阴险狡猾，且冷酷无情，对表露出不满情绪的同类下毒手，毫不手软。他们的阴谋活动通常是组织工人罢工，或者是收集情报，搞破坏活动，而驱使他们搞破坏的指令则会是直接来自莫斯科。好莱坞在表现这些“共产党分子”的形象时，直接套用了一些犯罪片的模式，这样使得观众能够很容易地将这些人对号入座。在一些行为细节上，表现出一些罪犯共有的特征，比如他们在抽烟时往往会将烟从鼻孔里喷出来，这表明他们即将要开始害人的行动。此外，“共产党分子”的行为还常常被描述为与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家庭理念格格不入，比如他们对动物很残酷，他们缺乏幽默，他们说话声音很大，往往近似咆哮，他们好像都没有孩子——这似乎是要告诉观众，这是一些不会有孩子的人。如果说他们自己有家庭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往往给家庭带来极坏的影响和破坏，而这是在情感上对中产阶级观众的一种严重打击。 我们可以以几部此类影片为例加以具体说明。1951年华纳兄弟公司出品了《我为联邦调查局充当共党分子》(I Was a Communist for the FBI)，影片根据一个名叫麦特·塞维蒂克的人写的故事改编，故事讲述了他本人的事迹，这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曾打入美国共产党组织达九年之久，为联邦调查局报告组织的活动。影片描述了塞维蒂克的机智和勇敢，赢得了组织头目的信任，通过他的视角，让观众看到了“共产党分子”的阴谋活动，煽动工人罢工，在暗中组织打手凶狠殴打来劝说工人回工厂的工会人员，并嫁祸于犹太人。这个联邦调查局的“间谍”需要忍辱负重，一方面要与“共产党分子”周旋，另一方面则要忍受家庭的冷眼相对，因为他的“共产党分子”的身份，他去看望生病的母亲时，遭到兄弟们的责骂，后来母亲病逝时，他的家庭成员拒绝告诉他这个消息，而更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他自己上中学的儿子告诉他“永远不要再靠近我”。但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这封信被他儿子的老师、一位女“共产党分子”发现，但她没有告发他，而是深深感动于他的行为。影片的后半部分描述他保护这个老师脱离险境；最后在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质询会上他当场揭露了那些“共产党分子”的身份和阴谋活动，他的作证使得他们的犯罪行为得以成立，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影片结尾时，他儿子回到了他的身边，为他的父亲骄傲不已。这是一部典型的充满了冷战话语的电影，“共产党分子”虽则西装革履，实际上却是凶神恶煞，而那位联邦调查局的卧底者则是有勇有谋，且富有人情味，在保护那位女老师的戏中，他则更像是一个西部片中的孤胆英雄，一人独战几个“共产党分子”的武力围攻，毫不费神地把他们一一消灭。相比于好莱坞的犯罪片，这部影片中英雄与罪犯的特征与区别更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这当然是很适合冷战的宣传。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也采用纪录片的方式，与1943年的《出使莫斯科》类似，影片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故事类纪录片的提名。通过这部片子的拍摄，华纳兄弟公司似乎是完成了一种赎罪仪式，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影片依据的原故事的作者塞维蒂克后来被披露有醉酒和精神问题历史，其所讲述的故事真实性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悬疑。
